第二十章 大学时代（毕业篇）

我的“大学时代”，已写了“校园篇”、“学子篇”、“导师篇”、“课程篇”、“交锋篇”。其中的“交锋篇”写的是“改革开放”之初高等学校内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与极左思潮的交锋。如今这“毕业篇”，是“大学时代”的最后一“篇”了。

在这一章，我将顺便介绍我的同班同学，以便读者从特定角度了解当时京沪名牌高校的学生风貌及后来的发展情况。

一、我的同班同学

在华东师大教育系，79级只有我们一个班。全班共有50个学生。他们来自华东地区六省一市以及云、贵、川、湘等省份。

我班这50个同学，通过普通高考考取华东师大前，身份各异。有的当工人，有的当农民（回乡知青），有的当教师，有的是典型的“插队知青”（有几位同学是从上海插队落户到江西、云南、崇明农场等地的）。如我一样读过中师，入学大学前是公办正式教师的，有四人。应届高中毕业生大约占全班同学总数的六分之一左右。

关于年龄，我进大学时24周岁。咱们班的同学，入学时的平均年龄应在20岁左右吧。至于年龄差，我班年龄最大的比我大三岁，年龄最小的比我小九岁。也就是说，咱们班，年龄最大的比年龄最小的大十二岁。

下为班级毕业纪念照。

上面的照片，最中间的高个儿女生，是对我有些偏爱的“大姐大”张虹学姐（来自上海）。同排最右边，是当时我班的政治辅导员胥粉女老师（相当于中学的班主任，来自上海）。倒数第二排右六的眼镜哥，是我大学时代的“铁哥们儿”周林学兄（来自四川）。同排左七，是我。

上为全组同学合影。前排左起：山东张大仑、贵州颜璐萍、山东崔巍、上海黄河清、江西王益民。后排左起：福建翁福、上海余国诚、上海胡卫、我、福建王瑞麟。一旁的竖牌上标示“上海师大教育系”，是因为我进校时，学校称“上海师范大学”，尚未恢复“华东师范大学”校名。而现在的上海师范大学，当时称“上海师范学院”。

上述同学，张大仑、王益民、翁福、余国诚、王瑞麟等五人是我的同舍舍友。四年中，我们六人结下不错的友情。

在我班50个同学中，有15人是女生。应该说这15人都是杰出的女性。几十年的社会与生活实践证明，她们中的每一位，都是有理想、有原则，有底线、识大体并且韧劲十足的智慧女性。这或许可以从特定角度证明，华东师范大学确实是一所优秀的名牌大学。下为我班全体女生合影。

我们这50个同学，除王心田同学因病过早离世外，都有挺不错的发展。其中大约有十多人成长为有影响的大学教授或研究所研究员。约有十位同学放弃了中国国籍，在海外发展，其中的绝大多数定居美国。留在国内的同学中，也有少数人走上仕途与商途，分别获得不错的发展。个别同学当上副省级干部，退休后有望享受正省级待遇。

这里要提到我的三位同学，因为他们所从事的事业不仅不一般，而且令人尊敬。

曹璐同学定居美国后，多年来一直从事慈善事业，并长期用所得款项，资助祖国的在读贫困生。这项工作对于社会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廖山漫同学早就定居美国，现担任一所中文学校的教务长兼校董。多年来，她常带领美国中学生走访中国，并组织与中国学生的互动。这项工作对于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互相了解，增进两国百姓的友谊，促进两国人民和睦相处，具有积极意义。

姚能海同学在华东师大拿到博士学位后，到深圳去发展。他放弃大学教师职位，放弃商海前程，当上深圳罗芳小学校长。我估计他这样做，是为了践行自己的教育理念，将自己的教育理想付之实践。

在读书期间及毕业后，我与多位同学结下较深的情谊，其中交往最多的有两位：一是来自四川的周林学兄（后任四川省教科所研究员），二是来自山东的崔巍学妹（后任中华女子学院教授）。

四年中的许多周末，我是与周林学兄一起度过的。周林学兄的舍友，录取华东师大时全是来自上海的“走读生”；但因有空闲的宿舍，入校后不久，他们就成了与我们一样的普通“寄宿生”。因此周末时，周林学兄的舍友全回家了，我总是去他宿舍海聊。当年我们之间真正是“无话不谈”。

毕业30多年来，我与同组的崔巍学妹一直保持着联系。我至今仍保存着她多年前的几封来信。崔巍学妹具有播音与歌唱特长，且具有极高的播音水平，是当年华东师大的播音“一姐”。她还是位善良、能干、率直的齐鲁女子。

二、毕业与就业：一样分别两样情

毕业前，全班同学有过一次分流：我们全班50个同学，约14名同学参加了考研（其中1人报考的是家乡福建省的研究生，其他人均报考华东师大的研究生），结果约有9人录取为华东师大的研究生。

剩下的约41人，毕业时所面临的，不是就业时的“双向选择”，而是“服从组织分配”。这样的毕业，与现行的毕业相比，真是“一样分别两样情”。

如今大家熟知的“双向选择”，不仅尊重了用人单位的选择权，也尊重了毕业生的就业选择权；不仅能及时反映人才类型与种类的社会需求，也有利于育人单位及时调整专业设置、培养规格与培养规模；同时，“双向选择”，也较好地照顾了就业者的志向、兴趣与特长。可以说，“双向选择”是国际通行的最基本的就业原则。

我记不清我国什么时候开始废弃大学生就业的“组织分配”，开始推行国际通行的“双向选择”。但我可以凭自己的切身经历告诉读者，过去大学生就业时，搞“服从组织分配”，是个十分糟糕的做法。这样做，不仅无视用人单位与就业者的选择权，无视人才市场的需求规律，而且使少数握有毕业生分配权的人，有机会仅凭自己的个人意志决定用人单位所得的就业人选与毕业生的未来。

“服从组织分配”，对学业优秀的我来说，是非常不幸的：当时的各师范院校，教育学教师奇缺，名牌大学教育系的毕业生，更是凤毛麟角；我不仅是华东师大教育系的毕业生，不仅学业优秀，还曾经当过工农兵学员、中学教师，富有教育实践经验。如果“双向选择”，我一定会得到比较理想的工作岗位。但在必须服从所谓的“组织分配”的形势下，在某些特殊原因与特殊人物的作用下，我被“分配”至江苏省南通市人事局；南通市人事局又将我“分配”至南通市教育局；南通市教育局又将我“分配”至如东县教育局；如东县教育局最后将我分配至如东县教师进修学校。我就这样被人“分配”了四次；我的户口就这样从上海市普陀区，转到江苏省如东县的掘港镇。

多年后，母校的著名教授、博导施良芳先生曾对我说：“你毕业时的情况，我并不知情，否则我不会让你离开华东师大。”

四年的大学生活，为我后来的事业发展打下扎实基础。我扪心自问，感到这一辈子是对得起祖国对我的培养的，也对得起华东师大对我的栽培。

大学时代的同学山漫学妹读了本章回忆录的初稿后，曾对我说：“你的个人经历，实际上是时代的不幸，是那个时代的不幸。你一路走来，真不容易。尽管如此，你仍然活得很精彩。”

我要告诉读者的是，个人的荣辱微不足道，我懒得多谈令人不快的个人经历，也不想多谈“是非”早已被法律与历史厘清的往事；我要记录的是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的经历，是我们这代人的命运。

               写于2018年6月21日

修改于2020年4月20日

改定于2023年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