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有一件劍格和玉勒均光素無工，其中劍格玉質白色偏青，四周均受白色沁；玉勒則成喇叭形，上下穿通天孔，適於系佩，值得納藏。    剛卯，作為厭勝、辟邪之用的佩飾，其意義源自桃符，形製為長方柱狀物，其中有貫孔，如同方勒。四面皆刻有文字，多為驅鬼辟邪等辭，首句常作“正月剛卯既央”，因稱“剛卯”。流行於漢代，自皇帝、諸侯至士人莫不佩戴。    勒子，又稱蠟子，淵源甚早，春秋戰國以迄漢代尤其盛行，有圓柱形、扁圓柱形、方柱形、紡錘形，束腰形等，是掛於胸前或腰間的玉飾，或認為其為玉琮演化為而來。早期的勒子，紋飾一般以素面為主．後出現各種紋飾，常見的有獸面紋、線形紋、穀紋、文字紋等。    此佩玉質晶瑩，雕工繁複，看似平面化的佩身，實則平面不平，如佩身主體外廓開光的內凹、勾連雲紋的凹凸起伏、以及鳳鳥身體的鼓凸等，加之佩首雙鳳施以雙面透雕，這些均可體現匠工技藝之高超。此佩品相完好，玉質純凈，構思精巧，雕工精湛，實為戰國同類器作中之珍品。    此件臥牛，依據各部分特點的需求，入刀深淺不一，達到了一種真實的效果與狀態。牛兒回首，此種設計看似簡單，實為用心良苦，若加以品味，可見其中奧妙。此一回首，豐富了作品的觀賞性，尤其從觀賞的角度而言，令人有多種選擇。由橫置到縱置之間90 度的區間範圍內，可任意角度陳放觀賞，各有韻味，不盡相同。牛兒面相的刻劃沉靜，不露聲色，有靜穆之感。底部四蹄的刻劃也是細緻入微，並無偷工之處。背部脊柱隆起，清晰可見，身體的肌肉飽滿，以玉面略微的凹凸來表現，十分到位。
   此件碧玉牛與今年5 月英國倫敦WOOLLEY&WALLIS 公司以天價340 萬歐元成交的一件乾隆碧玉臥牛有異曲同工之妙，姿態相近，均為臥姿回首。其頭部五官的刻劃，蹄子與尾巴的處理，整個身體肌肉線條的把握都是十分近似的；中國嘉德2009 年秋季拍賣會亦釋出一件清乾隆碧玉臥牛，高達6，160，000 元人民幣成交，亦可資參考。    整件作品雕琢簡約，磨製潤澤，所表現熊之神態安詳自然，神態可掬。    此洗取整玉雕琢，尤其洗心需掏挖而成，螭龍與洗結合處施以透雕，這些均顯示出作品雕工之良。清中期，尤其乾隆時期宮廷匠作遵循取意吉祥的原則，在造型、立意上別出心裁，此洗取靈芝、如意之形，意在吉祥。而螭龍的造型，雕刻手法等，又多能體現清代琢玉中的仿古、復古的現象。此玉洗品相完好，雕工精卓，不失為一件上乘的文房用器。    整件作品，玉質精良，並取俏色工藝，巧妙將玉石原皮安排做母禽頭背及尾部等處，顯示禽鳥毛翎質感。在設計上將母禽與幼鳥做成回望相顧狀，尤其註重對母禽面部神情的刻畫，將母禽照顧幼子的諄諄之情生動詮釋，藝術效果極佳，為不可多見的玉擺件精品。 銘文：
第二阿資答尊者戊寅
其面，吧呀其口。
龍准鳶肩，抱膝露肘。
亟貌之猛，亟心之慈。
慈猛胥忘，合十皈依。
（御制贊出自《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御制文初集．二十九．贊．丁觀鵬摹貫休十六應真像贊》，圖一）
   白玉山子，隨形而雕，玉質上乘，溫潤滋澤，山峰聳立，壁崖料峭，山峰岩壁處的局部分佈有黃褐色玉皮，燦如黃粟，豔如朝陽。治玉者隨料之勢雕琢仙山美景，其運刀如筆，依據皴法，表達山勢險峻，層巒疊嶂，完全將奇山仙洞之深淺層次表達無遺，極具圓雕立體感。山間菩提樹下，仙洞之中，第二羅漢阿資答尊者靠壁而依，一腿盤坐，一腿彎曲，雙手依次抱於膝蓋之上，靜坐入定。細細觀之，羅漢精神矍鑠，面容安詳，禪意深遠，其身形精瘦，上身赤裸，筋骨嶙峋，下身圍裹，隨意而安之情盡顯。
清帝乾隆，篤信佛教。乾隆皇帝於1757年第二次南巡期間，到杭州西湖聖恩寺禮拜，並首次看到該寺收藏的貫休十六羅漢圖，對之大為欣賞，不但親筆在畫上題字，亦命宮廷畫師丁觀鵬仿畫。隨後一年，在《清宮檔案》中如意館記載（圖二）：“三月初二日接得員外郎郎正培押貼一件內開本月初一日首領桂元交⋯⋯丁觀鵬摹貫休羅漢十六張⋯⋯上日著將⋯⋯其丁觀鵬羅漢表掛軸十六軸欽此。”目前丁觀鵬摹貫休羅漢十六張藏於臺北國立博物院（圖三），仍依舊保留著當年乾隆皇帝的要求裝裱的掛軸形式，其中的阿資答尊者的坐姿構圖與造型與本拍品非常相似，可見其傳承與淵源。
   當年為投乾隆帝之所好，宮廷造辦處和各級官員均以貫休或丁觀鵬等人的作品為藍本，創作過一定數量以便面聖或進貢的衍生藝術品。據《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記載，曾多次提及御製玉羅漢，如“青白玉一塊⋯⋯做羅漢十三尊書的紙樣呈”及“玉羅漢上舊刻之字磨去俱照新貼本文另刻字”。除玉羅漢以外，北京故宮博物院乾隆花園雲光樓所供的十六羅漢像屏、清宮舊藏的貼簧嵌玉十六羅漢圖插屏（《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明清傢俱（下）》，第194頁，圖170）、青玉御製宋人十八應真像贊冊（《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玉器（下）》，第8頁，圖5）、清乾隆內府泥金繪本《十六羅漢圖贊、十六應真像贊》（圖四）等與玉羅漢相關的作品亦是數量可觀，可見乾隆皇帝對十六羅漢或十八羅漢主題的癡迷。目前所見乾隆時期的羅漢山子中，本品不僅帶有乾隆皇帝的御製贊詞，而且帶有明確紀年款，甚為少見，正是乾隆皇帝文治武功鼎盛時期的最佳見證。    此水呈包漿溫潤，尤重設計之巧思，刀功簡潔幹練，繁間得當，小器大作，堪比青銅重器之四羊方尊，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文房雅器。羊在古代寓意吉祥，這件水呈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古人重視實用與藝術並重的設計原則與實踐。    黑白玉是蘇州工雕刻喜用玉石材料，其本身豐富的顏色層次，特別適合進行多層浮雕，來增加器物美感。本器完美運用天然黑白紋理巧色構圖，白者清瑩無暇，黑者如水墨漸染，匠心獨運，於自然天成之態，饒富逸趣，把玩於掌，回味無窮。    玉器中的鶻啄雁一類題材，被稱作“春水”，源於遼金時期貴族於春日到郊外狩獵的活動，其中常以鶻即海東青來抓捕大雁或天鵝，遼金時期常以此題材製作佩飾，具有濃重的時代和地域特色。此玉帶扣，玉質絕佳，晶瑩溫潤，雕工精湛，藝術性極高，堪為一絕。    此套白玉帶板，玉質上乘，設計精巧，以多層鏤雕手法，取形造像生動，藝術手法古拙，板數較多，為元代同類題材玉帶板中之珍品。元朝禮制中規定，凡二品以上的官員可以系玉帶，其中獅紋是一品官員佩戴的標記與專用，在故宮博物院及中國國家博物館均藏有相同題材之傳世作品，可見此題材帶板飾玉題材、藝術風格與雕刻手法在元代的流行。    此玉墜在設計上一改陳習，將常見的側視身形改為俯視，別具新意。玉墜小巧玲瓏，慧心雕琢，所塑造螭龍形態生動，有上古玉作之趣，為清代玉佩中之精品。    口沿鑄有11字銘文「子述作鑄鬲，子子孫孫永保用享」，其中子、孫兩字重文。「鬲」字不僅從鬲，還從皿，較為罕見。    此方罍的基本造型與近年回歸的現藏湖南省博物館的皿方罍相近，惟其裝飾簡樸，個體也只有後者的一半許。值得注意的是，此方罍體口部內一側鑄有「山父乙」三字銘；在方蓋內一側則鑄有「天黽父乙」（有的釋大黽，實誤）四字銘，即少了一個「山」字，多出「天黽」兩字，如果我們將「山」理解為族屬的話，則「天黽」似應是「山」族的國名，天黽國的山族某氏為其父乙所作之器，這就有如著名的「罍王」皿方罍一樣，其罍身銘文為「皿作父己尊彝」六字，方蓋銘文則為「皿天全作父己尊彝」八字，我想這不能僅僅看作是一種巧合，想來商人在青銅鑄造過程中，若蓋、身均鑄作器者名號的話，有一處往往有略去國名或族氏的習慣。
   方罍之造型始於商代中期，盛行於商晚到西周早期，尤其是商晚大件器更多。此件山方罍，器型渾厚大氣，但裝飾簡樸，其上的高浮雕羊獸首及重點要突出表現的太陽紋都是商代晚期的流行紋飾，無地紋的由展身上卷尾的夔龍組成的獸面紋亦是商晚的常見紋飾，故此我們認為將此方罍的年代斷在商代晚期。
   過去傳世的有關「山」族的銅器多有發現，其時代亦均斷在商晚，如山父丁觶、山父丁觚（《殷周金文集成》第五冊，增訂本6261、7115、7116、7117，中華書局2007年版），所不同的僅是山族人為其作器的非父乙而是父丁。首陽齋藏的山父丁鼎和山父丁盤（見《首陽吉金─胡盈瑩范季融藏中國古代青銅器》，第80、81、84、8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年版），其山父丁三字銘的波滐書體和排列順序都與此山父乙方罍相同，即「山」字在上，父丁在下，作豎行排列，不同的僅是前兩件均為山父丁，後者為山父乙。從首陽齋的山父丁鼎和山父丁盤的造型和紋飾諸特徵看，我們亦認為當屬商代晚期器。至於新中國成立後，陝西扶風、長安等地出現有西周早期的山族銘的銅器那亦不足為怪，只能說明周滅商後，山族人主要活動於這一地區。    鑲嵌紅銅及所謂錯金銀工藝是肇始於春秋中、晚期的一種新型銅器裝飾工藝，這件鑲嵌紅銅絲的豆形器，雖然紋飾簡煉，但錯紅銅工藝的出現，開啟了戰國時期這種工藝空前發展的先河。    頸肩之際和肩腹之間以及腹下部分別以一道稍凸起寬素帶紋相隔，形成四層紋飾帶：頸部飾寬線條的變體獸面紋；肩部兩側設鋪首啣環，左右飾四組狩獵圖，勇士身佩寶劍，正張弓射箭，對像似都為鹿，鹿或狂奔，或對峙，形態各異；腹部紋飾分上下兩層，上層系狩獵鬥獸圖，下層則為神人與羽人搏鬥圖；腹下部亦為寬線條的變體獸面紋。肩部狩獵和腹上部的狩獵鬥獸及與羽人搏鬥圖佔到整個壺體的四分之三左右。
   蓋、身份鑄。壺身共見有等分四道豎直范線。細加觀察，各部位的圖案裝飾工藝似不盡一致，蓋面、頸部和腹下部的紋飾系一般的陽紋，而肩部和腹上部即佔四分之三的主題狩獵紋圖案，則是用減地法雕琢成淺浮雕裝飾藝術效果，這是此件狩獵紋壺在裝飾技藝上的與眾不同之處。    盉體作廣肩扁圓腹，肩腹之際一側置短曲狀的鳳鳥流，鳥尖喙，上顎有環相套成活動狀。肩腹之際與腹部中間各飾一周寬凹弦紋將其區分為三層，上層肩部飾多組相對前奔的變形鹿紋，其下襯托有延展變體之獸紋；中層即腹上部飾多組對稱的獸體和蛇紋，獸和蛇均展身且相互纏繞，並襯以粟點紋作地紋；腹下部等距置三足，足呈神異人物座立狀，神人頭頂立有浮雕展翅神鳥，有學者視之為「是鳥攫怪人之狀」，神鳥兩側各飾一展體鳥紋。
   此件盉設計構圖之精巧，裝飾紋樣之繁複，在同類器物中甚為少見，目前僅見的頗與收入在《商周彝器通考》中之圖492即蟠蛇紋鐎相類似。
   此種扁圓腹、小口有蓋、肩腹際有曲喙鳳嘴流並帶提梁之器，宋以來至清學者都稱之為盉，現代多數學者亦多沿用稱盉，但容庚氏卻認為將此稱盉與他盉之著盉名者不類，故改稱之為鐎，以別於盉，且識定此類器是溫酒器（《商周彝器通考》），今朱鳳瀚也支持容氏說稱鐎（見《中國青銅器綜論》上，第174至176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從器型來看，春秋中、晚期到戰國時期的盉，確與商、西周時期的傳統盉器有明顯區別，故容氏為有別於盉改稱為鐎也不無一定道理，但考慮到1980年江蘇吳縣何山的同類器上自銘曰：「楚叔之孫途為之盉」，加以宋以來又都一直稱盉，故約定俗成將這類器稱盉。    最關鍵部位是爐蓋似博山，鏤空透雕，從下部至頂部縷空透雕出高低起伏、挺拔峻峭的多層山巒，山巒間神獸出沒，雲霧繚繞，或虎豹奔走，或小猴蹲踞，或獵人逐獸，或仙人顯現等等生動場景，尚有奇花異草乃至二三枝小樹點綴其間，實是一幅時人想像中的人間仙境逢萊島的景觀。可以想像，當主人在爐內焚香時，室內煙霧繚繞，又面對此景此情，怎能不令人感到身處神秘莫測的人間仙境中！    此種型式的戈，多流行於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馬承源等學者稱之為「圭援短胡式」。帶銘文的秦子戈，早年曾見有三件，它們分別藏於廣州市博物館和北京故宮以及澳門肖春源珍秦齋 。後來又見據說出土於甘肅某地的「秦子元用」戈 等。今又新見的朱昌言先生所藏秦子戈，是至今我們所能見到的至少是第八件秦子戈了。秦子戈的形制基本相近，稍有差異的是，廣州市博物館收藏的秦子戈和朱昌言先生收藏的此件秦子戈，在援本上緣長方穿下有一曲尺形凸起，其它幾件似無，而且除「秦子元用」戈外，其它四件銘文也大同小異，特別是廣州市博物館所藏秦子戈的銘文為：「秦子作造公族元用，左右巿魼，用逸宜。」幾乎和朱昌言先生收藏的此件秦子戈銘文完全相同，僅最後多了一個「用」字。秦子是何人？很長時期以來學術界一直有著不同意見，李學勤和吳鎮烽都認為是秦文公長子即靜公的可能性較大。 據《秦本紀》：（秦文公） 「四十八年文公太子卒，賜謚號為竫（靜）公。」這一年系西元前718年，當是春秋早期，我們認為此種觀點正與諸件秦子戈、矛的形制風格相吻合。 來源： 朱氏九如園珍藏，20世紀80年代購於香港
青銅瓦鈕印共計四方，精銅冶煉鑄制，均為官印，為典型的漢代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