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晚至东周战国是我国青铜器的鼎盛时期，东汉以后逐渐势微。到宋代仿古之风陡起，但鼎彝之器其型其纹都早已脱型于三代吉金，众人收藏之心锐减，其市价不及一二，无甚聊意。

    三代青铜传世甚少，多埋于山川废垣之下与古墓旧坟之中。星移斗转，世代更替，或被高手所掘；或坍塌显露为籍民所取；或建城扩路为吏所占；或炼钢溶铁从此不复。

     百多年前，洋夷恨我华夏自给自足不与通商，蔑我主权，逼我门户，骚我沿海，攻我炮台，侵我城镇，入我皇室，烧我园林，杀我辫民，占我关口，毒我父老，诈我银两，毁我庙宇，盗我古佛，劫我甲骨，窃我吉金，掠我古器....。至此，几千年中国积存的古老文物大量流入西方，庙宇、古墓、石窟为此皆毁坏殆尽。其中最令人痛心疾首的是三代青铜礼器的盗掘与流失，真有国之不国之感。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鼎彝之器迅速成为国际市场上的拍卖首选，其中商代中晚期到西周时期的带有铭文的青铜器最为夺目，成交价也是没有最高只有更高。而且国人私人占有欲望空前强烈，参与情绪高涨，推波助澜，火上浇油，与夷交锋，咄咄逼人，攻城略地，拍鼎买彝，前赴后继，更是助推了拍卖市场的走势。

    行文到此，举首苍茫，天际灰暗，落日残阳。历史湮灭，吉器在册，情感寂寥，无语再倾。心头一好，何不断文取字，掂採吉金之称，谐其音，用其意，诌成诗赋，自娱耳？

《商周青铜祭》

斝卣觚簋落荒丘 ，把尊举爵念商周 ；

饕餮无身食鼎簠 ，琥耳铜豆泣春秋。

酒落角觯世何求？俎肉飘香王宫楼；

取匕淘鬲稻香米，钟饶镈鸣万户侯。

  

   商晚期/西周早期  青铜饕餮纹尊  H 30cm; W 26.3cm   铭文：亚■（杠）■（■）旅作父辛彝尊

      此件觚式尊撇口，长颈。三段式。四条扉棱。扉棱两侧处纹饰特别，单独相对的纹样拼对而成。单独来看，是变体夔龙纹，两侧结合在一起则又近似于蕉叶纹。尊之腹部亦是两两相对变体夔龙纹组成的兽面纹。腹部两个大的兽面纹之下有四个小的兽面纹。这是一件是较为特殊时期的作品，这种无底纹且满工的尊见于商代晚期并持续至西周。根据其工艺纹样来判断，其时间上限应在殷墟四期左右。在学术界对商末周初青铜器断代的讨论中有些学者将有些相当于殷墟四期的铜器纳入周初的时间范围，有些学者又在殷墟四期基础之上分出第五段。但这件尊的下限应在西周成王之前。整件作品无雷纹锦地，且纹样为浮雕，纹样边沿圆润不见棱角。这些风格与同时代河南地区尤其是殷墟地区青铜器有明显区别，上海博物馆藏有一件同时期被定为商代晚期的父辛尊颇为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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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晚期  青铜饕餮纹花觚  H 31.5cm; D 17cm   款识：父乙■虎

     觚为典型商晚期风格。敞口，长颈，三段式。高圈足下部外驰，并有较高折沿。颈部饰雷纹纹组成的蕉叶纹。蕉叶纹下饰追逐式蛇纹一周。腹部与圈足部分由两条弦纹分开。腹部及其以下饰有雷纹锦地。锦地之上饰分解式卷角兽面纹。圈足部分的兽面纹兽角之上还有一夔龙纹。兽面纹及夔龙纹亦以雷纹为饰，整体纹样的装饰非常纤细。腹部及其以下有四组齿状脊棱。圈足内有四字铭文。其中■虎二铭文为复合式族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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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青铜兽面纹觚   26.4cm 

     觚为敞口，三段式，长颈，口及颈部饰雷纹组成的蕉叶纹，蕉叶纹下为肢体细长的兽体目纹，直腹阴刻平面兽面纹，乳丁为目。腹及足由两条弦纹隔开，足部上下由雷纹隔出其间的兽面纹，腹及足有四条齿状脊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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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中期  髟生簋   H 21cm; W28cm   款识：髟生作宝尊簋髟生其万年寿考子孙永宝用

出土时间不晚于嘉庆9年（1805年）1916年以前流传到瑞典(《周金文存》记载)，英国藏家旧藏，著录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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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  青铜方座豆   H 17.2cm; W23.3cm
       豆为敛口，口沿下两圈绳纹并由一条弦纹隔开。扁圆形腹中部一条弦纹隔开两组盘龙纹，纹饰精美。在腹外壁有四只攀爬的虎。虎首略高出器口。虎首雕刻精细，虎周身阴刻花纹装饰。虎尾呈S形并卷曲向上，造型极为生动。只有在高级别的墓葬中才出现这种四虎形式的豆。豆身下承柱形短柄连于方形座台之上。台座四周为蟠龙纹，四角各有一带翅类鸟瑞兽。方座豆是比较少见，仅见山西长治地区与河南辉县偶有出土。但据目前寥寥几件方座豆相比其工艺较为普通，级别并不很高。与四虎造型并存并且周身满工的方座豆是极为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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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兽面纹瓿   H 25cm; D 23cm

     瓿是商代晚期大型青铜盛酒礼器，而这种最大径在肩部的宽肩式铜瓿，年代晚于早期的折肩式铜罍，而早于其后最大径在腹部的铜瓿，流行时间相对较短，器物数量亦较少。如此器般有层次和繁缛的花纹来分析，可相比拟的较少见。

    此瓿（一说罍）具有殷墟一期的明显特征，敞口方唇，颈部向下外斜，肩部为最大径，腹壁缓缓向下收敛，与圈足接攘处内收，下承高圈足，圈足外侈。颈部与圈足上部同样饰有两道弦纹，圈足弦纹上有三个方形孔。此器的主纹饰较一般同时期的青铜瓿丰富，共有五周主纹带。肩部与圈足同饰较罕见的抽象夔纹；腹部则以目雷纹为上下两栏，中间夹着一道连体兽面纹的纹带。兽目呈「臣」字形，眼珠特巨，凸出，目上有勾雷形角内卷，鼻作浅扉棱，张口，两侧躯干折而向上卷扬，在兽面的间隙处以列刀状装饰填充，令整器花纹更形饱满。兽面两侧、目雷纹，肩部和圈足的夔纹均配置凸出的小兽目眼珠，增加层次感。这种属于纹饰最繁缛的连体兽面纹，以炯炯有神的双目为精髓，兴起于二里岗较晚时期，而在殷墟一期已发展至成为连体兽面纹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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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兽面纹鼎   H 23cm; W19cm   铭文：「亚貘父丁」
    此鼎为立耳，折沿方唇，圆底、柱足。口沿下一条弦纹与腹部下方一条弦纹隔出腹部的兽面纹图样、腹部四条均等脊棱。鼎腹部为兽面纹，由一条脊棱分开相对两条夔龙相对拼接为一个兽面纹。这种兽面纹在殷墟二期之后比较多的出现。特别的是原本兽面羊角的部分已变体为一只独立的夔龙纹，增添了整个画面的丰富性。亚貘一族是商代重要的氏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同一家族的三件提梁卣记载了亚貘氏族人担任商代要职的诸多史料。目前同铭的鼎另有三件，曾由罗振宇、刘体智等人递藏。这件鼎著录于陈梦家《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青铜器辑录》中。并为法国总统希拉克旧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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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晚期  青铜饕餮纹斝   H 31cm; W 21.8cm   款识：「商」

     斝为敞口，上有两个菌顶方柱，柱顶为一个盘旋的夔龙，面部刻画精细而精美，纹样丰富，身体呈盘旋状，身躯布满鳞片。颈部偏宽，腹部鼓起，折底而稍作圆形，下置粗壮而外撇的三棱形足。颈腹一侧设有一兽首大鋬。兽首纹饰阴刻而成，工艺精湛并有两个圆柱角状物。斝的颈部与腹部为两段式，其上下有三组对称脊棱。以脊棱为中心为两两相对的兽面纹，乳丁为目。兽面纹呈羽纹装饰，头部有卷角，兽面嘴部都横跨下栏。每组兽面纹尾部都另有一颗较小的乳丁，形成另一个夔龙纹。颈部与腹部纹饰上下对称。圆腹之下置粗壮而外撇的三棱足。斝内一字铭文：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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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  青铜龙纹爵杯  H 21.3cm; W 19cm
    爵杯为长流，尾上翘，两菌形柱顶饰火纹。腹身为两条变体龙纹。龙身与雷纹锦地一体，装饰效果强。腹身一侧有牛首鋬，鋬下有三铭文：☐父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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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青铜兽面爵杯   H 22cm; L 17.5cm

    爵杯流较长，尾上翘。流的根部设双柱呈半圆形，内侧圆弧，外侧扁圆。流部饰对称龙纹。尾部饰蕉叶纹。上有菌形柱顶饰火纹。颈部饰三角形纹。腹部雷纹锦地，其上有两两相对的两个龙纹。腹身有脊棱。圆腹下三只外撇三棱足。腹身一侧为牛首鋬。羊首形为族徽，父字清晰可辨。另一字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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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青铜饕餮纹爵杯   H 17.5cm; W 17cm

      古《说文解字》云：「爵，礼器也。象爵之形，中有鬯酒，又持之也，所以饮」，故可知爵杯是中国青铜器中典型的酒礼器。此爵杯长流尖尾，流上立双柱，伞形柱帽上铸有轮饰，卵形深腹，半圆圜底，一侧设鋬柄，下承三棱形锥尖足，形体肃穆隽秀。腹部起扉棱，主饰饕餮纹，圆眼外突，两侧装饰鸟面纹，内部填满云雷纹地，此爵纹饰华丽精细，图案清晰，锈迹斑驳，包浆厚重，为商代时期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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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 青铜镂空龙纹戈 

    此戈以青铜铸造，镂空成型，出刃锋利。浮雕夔龙盘绕扭曲，龙的鳞片和细部结构刻画精细，龙体盘曲交缠，抽象神秘，尾部长伸卷曲，纹饰复杂精美，十分珍贵。戈是古代兵器中重要的器形，从二里头文化就已经出现，一直沿用到战国，中空的设计使戈更容易固定在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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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  铜错金银嵌松石带钩 

     带钩是束腰皮带一端的挂钩，古称鲜卑、师比头，最初为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使用，春秋战国时期传入中原。战国晚期到西汉是带钩繁荣发展的时期，汉以后逐渐衰落。带钩的基本形制为下方有钉柱，用来固定带子一端，上方弯曲作钩，用来挂住带的另一端，钩体侧视呈S形。此带钩呈流线型，平面犹如拉长的琵琶状。通体亦采用错金银工艺装饰规则的几何纹，并镶嵌绿松石点缀。战国晚期，此种工艺已十分成熟，多用于大贵族的器物装饰，是身份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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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青铜火轮纹牛耳方罍

     罍是流行于商晚期至春秋中期的青铜酒器，此拍品方型口唇，带盖，其上有三角形盖钮。盖上及肩身同样饰有火轮纹，两侧铸牛形銴，牛首形态憨然可掬，深腹下敛，底部圈足外侈。腹身下侧亦有牛首形穿鼻。整器形制庄重，风格凝练大方，既有大气庄重之感，亦不失精美细腻之风。锈色沁布铜身，令其增添岁月沉淀的美态，也为其素洁腹身增加自然斑驳之美。盖内带铭文「冉作宗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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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  青铜饕餮纹鼎 
    顶盖圆鼓，上铸三环，环上錾刻几何纹。盖心饰火纹，火纹之外饰交体夔龙纹，夔龙身上錾刻几何纹，再外一周及缘部皆饰以同样纹饰，然每周龙身交合之状，身上纹饰之繁皆大相异趣。鼎腹外鼓，腹中起棱一周，上下分饰錾刻几何纹的交合夔龙纹。三裆作鬲式，短小，颇显敦实憨厚。整器纹饰繁复，錾刻精美，形体圆实，品相完好，局部出现水银古色泽，古趣横生，是一件具有代表性的春秋典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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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  青铜貘首凤鸟纹提梁卣  高 28 cm. W 23 cm
     青铜卣是商周青铜器中比较重要的盛酒器之一。常出于规格比较高的墓葬之中。从商代二里岗文化上层出现，流行于安阳、郑州等地区。西周早期多出现于西安、宝鸡地区。西周中期在中原地区消失。这件提梁卣器口呈椭圆形，直口，束颈，下腹鼓，圈足。腹部上端两侧对称有环，衔貘首提梁。颈部一周有云雷文锦地装饰带。装饰带两面正中有一凸起貘首，貘首两侧为相对的凤鸟纹，蜂鸟两眼凸起，颇有神采。在盖部靠近边缘处也有一周类似的装饰带，只是多了两条棱脊和两个鋬状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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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  青铜兽面纹簋  高 14.8 cm

    簋在青铜礼器中占有重要地位，它配合鼎组成了先秦独具特点的「列鼎制度」。周代的礼制规定：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到了东周，则是天子、诸侯用九鼎，卿用七鼎，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而簋则是以偶数出现，九鼎配八簋，以此类推。据考古发掘，至迟在西周中期，列鼎制度已经开始流行。早期的青铜簋跟陶簋一样无耳，后演化出双耳、三耳或四耳簋。西周是青铜簋大发展时期，种类繁多，纹饰多样。此青铜簋侈口，束颈鼓腹，腹两侧设兽首耳，下有垂珥，造型雄伟。下有外撇的高圈足，底承狭边。口沿下装饰兽面纹，除双目突出外，其余部分以细密的云雷纹组成。纹饰带中部浮雕两龙首为分隔。圈足亦作兽面纹带，中间有大目。双耳阴刻几何纹，充满古朴之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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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  青铜貘面冉父己簋  高 14.3 cm. W 26 cm. 

  《 周礼·地官·舍人》曰「凡祭祀，共簠簋」。簋为中国古代用于盛放煮熟饭食的器皿，也用作重要的礼器。此尊造型轩昂沉稳，布局繁而不乱，刻画精细，大气规整。侈口鼓腹，下承高圈足，肩部上饰浮雕貘首及一周带有日字眼的兽面纹，以云雷纹作地，两侧置貘首半环耳，耳下有公铸钩状珥，圈足外壁亦铸有云雷纹及日字眼，与上方纹饰互相呼应。内壁底心铸铭文「冉父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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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  青铜簋  高 25.5 cm. W 37.5 cm
      此簋是西周晚期青铜簋的代表作之一，形制和纹饰也表明其具有西周晚期的典型特征。在《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一书中，这种型式簋的主要特征是：簋体的器口和盖缘均饰一周窃曲纹，盖顶捉手内有卷曲鸟纹，盖面和器腹饰瓦纹；两耳有垂珥，上部为双角高耸间兽首；圈足则饰垂鳞纹；圈足以下再加兽首三足，足跟呈方台状。这种端庄瑰丽的铜簋是西周晚期前段约厉王前后最典型的器形。形制几乎相同的有「颂簋」和「不簋」等，山西曲沃晋侯墓地中年代晚至西周末宣幽时期的62号、93号两墓，所出窃曲纹簋也是这种形制。此种类型的簋的出土时间和地点，都不见于记载。大约仍是陕西周原地区出土。最早有清代干隆年间御纂的《西清古鉴》著录过一件与此簋造型相似的「史颂簋」。此簋与前面所讲的史颂簋相比，造型和纹饰十分相似，虽不具铭文，但保存状况甚好，器、盖配套完整，可见弥足珍贵。

     形制独特，子母口盖口，带盖，器身圆腹外鼓，颈施一周兽面纹，线条精细流畅，圆眼外凸，腹身有多圈横向弦纹，形成波浪凹痕，两侧铸饰带角兽首形半环耳，造型浮夸。下方圈足外侈，外壁以垂鳞纹作基础，并铸三个兽型足，钩形珥作为支点撑起整器，既敦实，又清巧。整体造型古朴大方，打磨工整，处处展现大器特质，以精铜制成，质感浑厚，独具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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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晚期  青铜兽面纹蝉纹鬲鼎（吊龟鼎）  高 19.7 cm. W 16.5 cm  民国时期传出河南安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私人旧藏品。

     鼎是商周青铜器中地位最重要的礼器，是王室和贵族进行宴飨、祭祀等礼仪活动时使用的高级盛食礼器，而器腹分裆的鬲鼎，属于铜鼎造型的一个类别，盛行时间相对较短，只见于商代晚期后段至西周早期。
     此鼎立耳，侈口，深腹，腹部呈三个鬲形裆，下附三柱足，两耳三足呈五点式配列，外形稳重。器表腹身通体以精细云雷纹填地，口沿下饰一周蝉纹，蝉呈蛹状，双目与腹节明显，并以其下兽面鼻梁和鼎腹分裆线为中轴，左右相对排列；蝉纹带以下，三个腹裆浑圆饱满，各饰一组大兽面纹，兽面以细线勾划，左右对称，臣字眼内的圆形大眼珠向外凸起，眼上附有卷曲大兽角，兽口张开展现獠牙，兽身则向两边延展，极具气势。此器腹壁杂有碧绿锈，铜质厚重，铸造细致，纹饰清晰。
鼎内壁铸有一个复合氏名的族徽，上半部是图腾柱和卷曲蛇的形象，下半部则是乌龟的形象，从字形通释作「吊龟」。带有相同族徽的青铜器，过去所见均为殷墟时期的器物，且绝大部分均为传世品，现藏于国内、台湾、英国和美国的博物馆。
此器纹饰繁多富丽，不仅体现出商代晚期成熟的青铜冶炼技术，还反映出中国古代高端的审美和艺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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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晚期  青铜亚牧父己兽面纹觚  高 29.3 cm.   铭文：亚牧父己

     青铜觚从商代早期开始出现，至商晚期器型不断变细加高，颈部腹部逐渐收束，两者直径趋于一致。装饰纹样则从早期的简单，到中期的古朴，再到顶峰时期的具象繁密，至此开始抽象图案化。

    此件青铜觚敞口，细长颈，腹部略微鼓起，高圈足外撇，下方有一周较高的边沿。纹饰装饰层次丰富，图案多样。颈部上方作四瓣蕉叶纹，内部浮雕兽面纹。颈部下方作蛇纹，腹部有两个内卷角兽面纹，并有四个凸起的棱脊，两条分隔两兽面，两条为兽面的对称中线。足部上方有两条平行弦纹。足部下方为两个折角兽面纹，亦作四条凸起的棱脊。纹饰所有空隙处皆以云雷纹填充，大小结合，排列有序。整个器物纹饰只有棱脊、双目、角、口等特征彰显，其余则融为一个平面，兽面也无明显的轮廓。原本具体的兽面纹饰变的抽象，风格近乎几何图案。这是商代晚期写实图案发展到极致后出现的抽象化变形。

     圈足内有铭文「亚牧父己」，是器物所属者名。整件器物铸造精密，纹饰纤细入微，足见其青铜铸造技术已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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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晚期   青铜兽面目雷纹乳丁簋（盂）  高 17.1 cm. 直徑 25 cm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私人旧藏品（约1920年代）
      簋是青铜礼器组合中重要的类型，始见于商代，至西周时期仍十分流行，是在飨宴及祭祀时使用作盛放熟食的器皿。西方学者在其学术传承中，称这种敞口、无耳的铜簋为盂。
     器呈高身碗状，敞口，口沿外侈，器身腹壁向下斜收敛，底下承接高圈足，圈足上窄下阔，上方铸有三个方形足孔。器表纹饰分三块陶范铸造，范线置于方形足孔垂直的位置，每范于口沿下中央设一个浮雕兽首，左右各饰一组目雷纹，目雷中央有凸起的圆珠，以云雷纹补底。目雷纹带以下的主体器腹，饰以圆珠凸出的斜菱格乳钉纹，菱格内亦以雷纹填地。圈足则饰一周三组歧尾兽面纹，中有浅扉棱作兽面鼻梁，兽身向两侧伸延，尾向上扬起，周边同样以云雷纹衬地。此器通体布满纹饰，从主纹饰之中可见细纹饰，装饰细致华丽，工艺考究，目雷纹和兽面纹增添了神秘诡异的气氛，乳钉纹具有古朴的味道，加上器身表面的红斑绿锈，局部泛铅锡光，更添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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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早期 青铜兽面纹鱼尊   高 25 cm. 直徑 20 cm   铭文：鱼   戴宝国旧藏

     尊与彝原是成组礼器的共称，宋代之后开始专指大中型盛酒器。青铜尊主要流行于商周时期，春秋后期偶有所见。商早中期，以圆体尊为主，鼓腹折肩，圈足上多带开孔。商晚期至西周早期有方尊和觚形尊。方尊与圆体类似，折肩上多圆雕兽头数个；觚形尊又称大口筒形尊，形似青铜觚，只是体较粗。西周时，出现垂腹圆尊，形状为大口，长颈，鼓腹下垂，圈足低矮。

      此件青铜尊即是觚形尊典型器，敞口，颈部光素，近腹部处有两条弦纹。腹部扁而鼓，以云雷纹为地，浮雕折角兽面纹，并有四条等分图案带的棱脊。圈足外撇，亦有四条棱脊，云雷纹地上亦浮雕折角兽面纹。图案中的兽面纹已开始失去明确的轮廓，突出五官等特征，其余则采用云雷纹填充，此种纹饰在商末周初极为盛行。

     圈足铭文「鱼」字，为此器物所属族的族徽。此件锈色多变，黑漆古、皮蛋绿、翡翠绿斑驳交错，为西周初期青铜礼器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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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   青铜兽面纹伯弘簋   高 13.6 cm. W 27 cm   铭文：伯弘作宝簋   纽约J.J. Lally & Co. 旧藏

     簋是商周时期常见的一种盛食器，在青铜器中常与鼎配合使用。此器圆唇侈口，深腹，下承高圈足，两侧施半环兽形耳柄，耳下有钩状小珥，腹前后饰竖凸梭纹，并以此作鼻，配饰椭圆方目、内卷角大兽面纹，有云雷纹衬地。圈足则饰双夔龙对置的兽面纹，同样也是以雷纹作地，内底铸有「伯弘作宝簋」五字铭文。此器为西同早期极为常见的双耳圈足簋形式，但尚保留浓厚的商代装饰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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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青铜雷纹双耳盖觶   高 20.5 cm

     觯是中国古代礼器，做盛酒用，流行于商朝晚期、西周早期。商朝时，觯为小瓶形状，大多有盖。此器扁圆形身体，侈口束颈，鼓腹圈足，盖上有方形钮。盖及圈足壁均饰云雷纹一周，颈部饰三角形蝉纹及几何纹、圆珠纹，纹饰变化有序。此拍品承商代觯之形制，颈部出有雷纹双耳。整器纹样清昕，刻画传神，庄重却不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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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兽面纹鬲鼎   高 16.3 cm  

     商，食器。高立耳，敞口，束颈，鼓腹分档，下承三柱足，颈下有弦纹一圈，每一个袋腹上满饰卷角饕餮纹，辅以云雷底纹，三柱足保留范线，显示较早的时代特性。
    鬲本为炊食器，后逐渐演化为具有礼器性质的铜鬲，铜鬲流行于商代至春秋时期。铜鬲演变规律明显，早期铜鬲多无耳，到商代后期口沿上一般加两直耳。西周前期的鬲仍保留两耳，多为高领，短足，到西周后期又成无耳，并多在腹部饰以觚棱。
    商周之际的饕餮纹以凶猛神秘、结构严谨、制作精巧著称，是青铜器装饰图案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代表了青铜器装饰图案的最高水平。该鬲上的饕餮纹以鼻梁扉棱为对称中心，均匀布满于袋腹，眼部突出，形象狰狞，充满神秘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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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晚期/西周早期   青铜蝉纹三足鼎   高 20 cm. W 16 cm

      此青铜鼎宽厚的双耳直立于方唇上，下身深腹圆鼓，承三柱形足。纹饰丰富且特别，肩部环饰一周双龙纹及火轮纹，衬圆卷的云纹地。下方蕉叶纹呈倒三角形，中部为双目突出的蝉纹，尖头瘦腹，腹节明显，形象逼真，灵动可爱，边饰方折回曲的雷纹。柱足外围亦铸刻垂叶纹，与主体的垂叶蝉纹互相呼应，整体构图繁而不乱，线条清晰可辩。铜鼎表面呈青灰色，锈迹斑斑，古韵犹存。

     蝉纹盛行于殷末周初，取其居高食露，精洁可贵之意，常装饰在酒器和食器上。《论衡·无形篇》日：「复育转而为蝉」。蝉纹被设定为无足，似蛹，伏土而重生，象征复育，故蝉纹有羽化登仙之美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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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  错银青铜剑  L 54.5 cm

     铜剑起源很早，考古发掘已经证明早在商代中晚期，商人就已经掌握了铸造铜剑的技术，但早期铜剑剑身很窄，杀伤力还很微弱。铜剑的普及大约还是要在东周时代，春秋战国时期武风鼎盛，武术被称为「技击之道」。因为剑是百兵之将，古人认为剑有君子德，所以佩剑者是君子；同时剑术是贵族的必修课，同时也被贵族所垄断独有。到了战国后期，由于战事频繁，为了提高士卒的战斗力，铸剑的数量和工艺都在提高，这就产生了著名的吴越铜剑。

     剑茎较长，长锷。剑首圆形，内有六道包裹兽面纹的同心圆凸棱。剑茎圆柱形，中间两条凸棱，腊两侧有镶嵌绿松石的兽面纹。剑身断面呈菱形，中脊起线，两从斜弧，双刃呈弧形于近锋庭收狄，然后前聚成锋。剑身布满「<」形纹饰，剑刃锋利如新。

     这柄铜剑形制类同于吴越地区出土的青铜剑，从该剑剑身看来，寒若秋水，优雅大方，剑腊并饰有镶嵌绿松石的兽面纹，可谓集合了东周青铜剑的实用性与观赏性于一身，充分体现「君子之佩」的美誉，也体现了吴越铸剑工艺的高超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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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   复合青铜剑   L 52 cm

      铜剑是短兵的代表，可手持和佩带。最早铜剑来源于考古发掘，早在商代中晚期，商人就已掌握铸造铜剑的技术，但铜剑的大规模应用还是在东周之后，这和东周贵族佩剑之风的盛行有关。早期铜剑剑身较窄，春秋之后随着青铜冶铸技术的提高，铜剑开始朝宽身、锋刃的方向发展，这期间有著名的吴越铜剑为代表。据闻鼎鼎大名的吴王夫差剑出土时依然寒光逼人，可证春秋吴越工匠的工艺水平。

    剑作斜宽从宽格式，剑身断面呈菱形，中脊起线，两从斜弧，双刃呈弧形于近锋庭收狄，然后前聚成锋。倒凹字形宽剑格，圆茎上有两道凸箍，茎端圆盘形剑首铸有连云凸棱一圈。器身整体素面，光亮可鉴。

    这件铜剑虽通体素面，然剑的形制与吴越地区出土东周铜剑相似，可见这柄铜剑也是吴越制剑工匠的作品，可以反映那个时代的制剑水平。该剑双刃锋利，中脊突起，剑身前窄后宽，其设计理念皆以实用效果为目标，所以时隔两千多年仍然有着不亚于吴王夫差剑的寒气，可知该剑确实是一件古代兵器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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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   青铜单足鸟形灯     高 55.5 cm

    鸟形灯座在汉代十分流行，盖因社会喜好神仙方术，承灯的鸟即为神鸟朱雀，沈括《梦溪笔谈》曰：「羽族赤而翔上，集必附木，此火之象也。」故而司灯。类似的鸟形青铜灯可参考满城汉墓出土的一件青铜灯，不难发现本件青铜灯形制更古，线条也更为流畅。

   此件青铜灯主体铸成一只单足鸟，四爪足踏四出花瓣铜座，四爪锋利粗壮，每爪分为三节。身腿细长，尾羽上翘蜷曲，翎羽亦然。双目外突浑圆，喙啄铜环以为灯座。铜环内立三只烛焊，为固定蜡烛之用；铜环内凹成渠，可承滴下的蜡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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