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百合，这是爸爸坐的船噢。——当年父亲给5岁的我寄来的明信片上用片假名写着这句话，上面画着一艘欧洲航线的船。父亲去了英国，他也给当时还不识字的我写信，给我的第一封信，就是这样写了寄过来的。



家里有一盏灯，点燃玻璃灯罩中的灯芯，带蔓藤花纹的镀镍圆灯罩便闪闪发亮。母亲在父亲先前使用的桌子上点亮这盏灯，把宣纸像诗稿一样横着折起来在上面写字，母亲经常这样用小楷笔写信。虽然白色的西式信封装着的是又轻又薄的宣纸，可丰厚的一叠，也许母亲知道就这样一封信要越过印度洋才能到达伦敦，不免有些许担心。因此，母亲总是用红的蓝的束带似的圆形封口纸来代替封蜡给信封口。小小的我站在一旁，很快就开始学写好像要从纸面浮出来似的“爸爸”几个字了。我记得坚持写了一段后，能写“爸爸快回家”几个字了。现在回头细想，那不单单只是我这个5岁女儿的心愿。

远渡重洋整整5年，父亲经常在各种各样的明信片上给我写信，信写得很多很勤。有一张明信片上画的是一个小女孩儿，穿着白色的宽松的衣服，头戴春天的花环，快乐地提着个苹果小布袋儿，父亲还给我写来了儿歌类的信。父亲还给我寄来画着两只鹅的图画书，还把图书中的文字为我配上了朗朗上口的翻译，“瞧！这是小白鹅，在玩叼蚯蚓的游戏呢！”那本图画书中有一页，上面画着分别好久的两只鹅重逢时高兴得脖颈相交的情景，画旁边，父亲把白鹅们快乐的“嘎、嘎”声也翻译给我了，可母亲见了，却不知怎地表现出一种厌恶的神情，用浓墨毛笔将那行字划掉，留下一道粗粗的黑线条。小小的我愕然又伤心，久久注视着那本受了伤的图画书。现在看来，母亲当时的那种心情也并非不可理解。当年还不到三十岁的母亲，虽略带旧式的呆板却也不乏热情。脖颈相交的情景、为其添上快乐文字的父亲，他在国外的生活母亲却无法亲眼目睹，这些难免会让母亲变得敏感起来。

父母性格的差异，成就了他们和睦却颇为艰难的一生。这些事情上也彰显着本质的东西。

我长大以后，父亲经常到处出差。他不勤给母亲写信，有写也多是罗列项目似地把事情写出而已。不过，在信的首尾，他总会问母亲“睡得好吗？”“现在睡眠改善了吗？”，对身体不太好的母亲颇显呵护。

从二十一岁左右起，我离开父母开始独立生活，但直到与父亲永别，这十几年时间里，父亲给我的信少而又少。写信好像成了母亲的职责，母亲的信过于流畅，我这个情感丰富的女儿的内心，反而越发惦记父亲起来。父亲虽没有执笔写每一封信，然而，他却对女儿的生活了如指掌。

昭和三年（1928年）八月一日，我的二弟自杀了，结束了自己年方二十一的生命。当时我在莫斯科，在列宁格勒郊外的一个叫“儿童村”的公园城租住，那里昔日是沙皇的郊外行宫。我是在那里收到电报的。

这之后，父亲写信来，叙述了事情经过。那时，弟弟正好处于日本战后的国家精神（日本的自我意识）与自己的青春叛逆的历史波澜之中，当时的历史与弟弟的精神世界水火不相容，这些父亲都没有怎么提及。然而，书信真实地再现了一个已经不再年轻的痛失爱子的父亲，在八月闷热的雨夜，脸上不停地淌着分不清是泪水、汗水还是被滴到的雨水，一边抱着那台因受潮而动辄就停止转动的电风扇，从土墙仓房的半地下室的低矮窗口拼命为儿子送去新鲜空气的情景。父亲的信让我这个身在遥远国度、呼吸着新社会空气的女儿深深地震撼了。我边读边擦着泪水，边擦着泪水边读。那封信的末尾，父亲写道：“正如我坚强地挺过这个打击一般，百合子，如果你也能忍住悲伤，那就好了。不要受此影响而回国才是最好的。”

既然我心爱的弟弟那样毅然决然地告别了自己所生活的时代、告别了自己的生命，就算为了表示对弟弟的爱和失去弟弟的悲痛，为了尊重父亲失去爱子的悲痛，我也希望自己能积极地充实自己的人生。

从那之后，我从父亲的来信中，再也没有读到偶尔有涉及我的、或父亲经历的担忧和悲喜的内容。

父亲因一场看去不怎么严重的疾病突然离世了。在父亲病故前后，我被一些事情牵绊而无法回去陪伴在父亲身边。那已是五年前的事了，那年罕见的大雪覆盖了整个东京。躺在病床上父亲给未能赶回的女儿写的，是一首英语诗。正如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女儿的体谅之心也逐渐加深那样，父亲的情感既充满朝气又弥漫着老年的思虑。在那首诗里，父亲把这种情感寄托在了花儿、森林和猎人身上。

（本译作转自翰文网www.cnposts.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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