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微信《百花洲知事》，作者：陈光。

朋友问：“除了工作，今生你最钟情的是什么？”细细想来，应该是书。

我爱读书，小时候家里没有电视机，没有收音机，更没有报纸，唯一能让人长见识的乐趣的就只有书了。从识字开始，就嗜书如命，不管什么书，拿到手就如获至宝，不连夜拿下总不算完。常常父母那边都起床了，自己小屋里的煤油灯还亮着。

后来生活环境变了，现代传媒多了，自己人也年过不惑，但对书的感情依然不减。政治的、哲学的、经济的、文化的、科技的、娱乐的，依然是见缝插针，有空就读，唯一的变化，是小说读得比过去明显少了。有时听人说起某部作品好，便急匆匆上网去查，然后赶快托人去买。1998年央视一套热播电视连续剧《雍正大帝》，看了前三集就摘不下眼镜，急不可耐买来了二月河的原著，一套三本，坐下就读，恰逢周末，竟然36个小时除了吃喝没合眼没挪窝，一气读完。那感觉，用句时髦的话：真爽！当然也有“不爽”处——合上书本，两眼昏花，竟然好长时间看不见东西。现在想起这事来，自己都觉得好笑。

小时候读的书，绝大部分是借别人的。那时候家里穷，买不起书，听说谁有一本好书，丝毫不亚于如今的彩民中了头彩、爱车族弄到部好车，总要千方百计搞到手。有时为借一本书，要跑十里八里；有时还得低三下四看人脸色。借到手后还要分秒必争，过了约定的时间要受处罚的；还要注意爱护，不能弄脏，不能撕破，更不能丢失，不然处罚会更重。人说“好借好还，再借不难”，这话我是深有体会。进得大学门，报到后第一件事就是去办借书证，看到学校图书馆那么多书，兴奋的一连几天都觉得太阳比过去亮，天空比往常蓝。

不光借过书，我还“偷”过书。文革初期，我10岁，上小学4年级。母亲是小学教师，家就住在公社的中心小学里。那时候校长整天挨批斗，学校乱成一锅粥。有一天我无意间发现，在一间上了锁的偏僻小房子里面堆满了书。这一发现，对于我绝对是“老鼠见了大米”，不觉两眼放光，口水直流。赶快找来竹竿和铁钩，用麻绳儿绑好，瞧瞧四下无人，便把竹竿伸进窗户……那窗是旧式木结构，柃子很密，窗口很小，要勾出一本书来绝对不容易，往往累得两臂发麻才勾住一本。更令人丧气的是，眼看到手，又中途滑落。谢天谢地，终于拖出一本！揣到怀里，迫不及待跑回家去读。就这样，几天读一本，读完了赶紧扔回去，再勾出一本来读。对毛主席发誓，我只是偷出来读读而已，一本也没有据为己有。我清楚地记得，《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几本经典著作，都是那段时间偷出来，半生不熟、囫囵吞枣读的。50多年过去，这个秘密从没对人说过，现在想起来仍觉得好笑。

我听过说书人说书。那时候的农村，生活单调乏味，唯一的文化传播就是说书。冬天的夜晚，和小伙伴们跑到生产队的牛棚里，小板凳一坐，和大人们一起听瞎子说书，那真是神魂颠倒，如醉如痴。夏天当然是在村中的场院里了。说书的瞎子也很会来事儿，说到最紧要处立马打住，让你满脑子想着，一颗心吊着，第二天晚上还得搬个小板凳，早早来此等着。前几年看电视连续剧《大染房》，剧中有个人物叫陈六子，大字不识一筐，却世事洞明，天文地理无所不知，三教九流无所不晓。他自己说，所有的本事都源于小时候听说书，对他的说法我是很认同的。

我自己也说过书。从小记性好，虽然算不上过目不忘，但凡读过的书，听人家说过的书，情节总能记个八八九九，有时不免想卖弄卖弄，为此曾付出过惨痛的代价。那是读高中的时候，在校寄宿，全班40多人一个大宿舍。晚上自习后学校吹哨熄灯，年轻人睡意不浓，你逗我闹，胡吹海嗙，我便摸黑给大家说书——或《封神演义》，或《岳飞传》，或《三侠五义》、《今古奇观》……每天几回，人模人样，也是“话分两头，各表一枝”，也是“要知如何如何，切听下回分解”，赢得不少同学喝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