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第致謝，商討古文

        ——蘇軾《謝南省主文歐陽內翰啟》鈔記

   《謝南省主文啟》五篇，是蘇軾嘉祐二年（1057年）參加科舉榮中第二名之後，分別寫給歐陽內翰、王內翰、梅龍圖、韓舍人與范舍人的信函。當年，歐陽修擔任知貢舉，即首席主考官；其次是王珪、梅摯、韓絳、范鎮，分別擔任權同知貢舉，即代理副主考官。此處謹擇其致歐陽修的信函，以見蘇軾當年對待古文的整體認識，及其文學主張。

   嘉祐二年（1057年）的科舉考試，可謂北宋古文運動發展史上的關鍵轉折點。宋仁宗鑒於晚唐五代以來文風浮靡之弊，數度頒布詔書整頓文風，明確打擊專務辭藻、輕忽義理的“西昆體”與“太學體”，而歐陽修以知貢舉（首席主考官）之職，正是這場文風革新運動的核心執行者與推動者。時年二十一歲的蘇軾，以第二名登科及第，這篇《謝南省主文歐陽內翰啟》既是對主考官歐陽修知遇之恩的誠摯謝辭，更暗藏深意。借感恩之機，向古文運動的領袖歐陽修闡明自身的文學立場與追求，主動尋求精神層面的認同與文學道路上的歸屬。

   頗具玩味之處在於，蘇軾在文中直言“羣嘲而聚罵者，動滿千百”，這句話暗合了當時科場的真實情境：歐陽修力推古文、罷黜浮巧無實之作的舉措，引發了守舊派士大夫的強烈不滿，而蘇軾作為被歐陽修傾力提拔的“古文派”新秀，自然成為眾矢之的。這一細節不僅生動體現了當時文風改革所面臨的巨大阻力，更從側面映照出蘇軾對自身文學主張的堅定不移。“恬然不以動其心”，这份從容與定力，正是源於他與歐陽修志同道合的古文信仰。

   蘇軾在這篇啟文中，清晰勾勒出自己對“古文”的界定，以及對時下文風的糾偏思考，其核心主張可歸納為三點：首先，蘇軾痛斥文弊，溯源五代之失。蘇軾直指晚唐五代以來“文教衰落，風俗靡靡”的文壇現狀：當時文壇長期為駢文所壟斷，文章一味追求“浮巧輕媚叢錯采繡”的形式華美，卻忽視了思想内核與現實意義的表達。即便仁宗下詔改革文風，仍有部分士大夫“用意過當”：追求深奧者往往流於迂闊難懂，標新立異者則陷入怪僻晦澀的困境，最終導致“餘風未殄，新弊復作”。這種批判可謂一針見血，直擊文風浮華的根源：脫離現實土壤、喪失思想内核的形式主義。

   其次，蘇軾梳理了古文脈絡，標舉韓愈正統。蘇軾在文中明確梳理了唐代古文的發展脈絡：“唐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後學韓而不至者為皇甫湜，學皇甫湜而不至者為孫樵。自樵以降，無足觀矣。”這一梳理絕非簡單的文學史敘述，而是暗藏深意：他認為古文的精髓在於韓愈所倡導的“文以載道”，即文章當以傳達聖賢之道、關照現實世事為核心，而非後世學者偏執於形式模仿、捨本逐末的“偽古文”。這一主張與歐陽修復興韓柳古文的理念一脉相承，既呼應了時代的文風改革要求，也為蘇軾日後的文學實踐確立了正統依據。

   此外，蘇軾強調“遇”與“用”，主張文章應為實用。文末，蘇軾以樂毅去燕、范蠡去越的歷史典故為喻，既委婉表達了對歐陽修知遇之恩的感念。賢才能否施展抱負，實賴於識才者的賞識與提攜；更暗含了自身的文學價值觀：古文的意義不在於空談文辭、雕琢形式，而在於“有所發”：即為時代立言、為世事抒見、為聖道傳揚。蘇軾願“長在下風，與賓客之末”，其實質是希望在歐陽修的引領下，以古文為載體，踐行“明先聖之道”的使命，這正是北宋古文運動“經世致用”的核心精神。

   作為一封科舉及第後致送主考官的謝啟，文辭之間必然恪守謙恭之禮。蘇軾自稱“遠方之鄙人”“區區之心”，既符合古代科舉體制下及第者對主考官的禮數規範，也真切體現了他年輕時的謙虛胸襟。但在謙恭的語氣之下，不難讀出其文學主張的堅定與自信：他敢於在謝恩之作中直面時下文風之弊，甚至大膽點評韓愈之後的古文發展得失，這種不卑不亢的表達，恰恰印证了他對自身文學見解的篤信。

   更為精妙的是，文章將感恩與論文兩大核心意旨融為一體，達到了一石二鳥的表達效果：贊頌歐陽修“收拾先王之遺文”“覺悟學者”的功績，實則是對其古文主張的高度認同；歎惋自己“素所蓄積，無以慰士大夫之心”，則暗含著對時俗文風的疏離與對古文正道的堅持。這種與歐陽修高度契合的文學追求，正是他敢於直面“羣嘲聚罵”的底氣所在。委婉含蓄的表達方式，既圓滿達成了謝恩的初衷，又清晰傳達了自身的文學立場，堪稱應用文與思想表達相結合的典範。

   這篇《謝南省主文歐陽內翰啟》，可視為蘇軾正式參與北宋古文運動的“文學宣言書”。當年歐陽修不懼守舊派非議，力排眾議提拔蘇軾，正是看中了他身上所具備的古文潛質與通透的文學見解；而蘇軾在謝啟中對古文真義的深刻闡釋，也恰恰印證了歐陽修的識人眼光。此後，蘇軾在歐陽修的引領與影響下，繼承並進一步發展了古文運動的主張。他以“文無定法”的創新理念打破形式束縛，使古文既保有“文以載道”的内核，又兼具靈活自由的表達風格，極大豐富了古文的藝術生命力，最終與歐陽修並列“唐宋八大家”，完成了古文運動的薪火接力，將宋代古文推向了新的高峰。

   從蘇軾個人的文學生涯來看，這篇文章無疑是其重要的起點標誌。它不僅意味著蘇軾正式踏入北宋文壇的核心圈層，更為他此後數十年的文學創作奠定了基調：以古文為核心載體，議論時事、抒發真情、闡明義理，最終形成了“文理自然，姿態橫生”的獨特蘇文風格，成為中國文學史上難以復制的經典。

        附原文《謝南省主文歐陽內翰啟》

   右軾啟。竊以天下之事，難於改為。自昔五代之餘，文教衰落，風俗靡靡，日以塗地。聖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詔天下，曉諭厥旨。於是招來雄俊魁偉敦厚朴直之士，罷去浮巧輕媚叢錯采繡之文，將以追兩漢之餘，而漸復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過當，求深者或至於迂，務奇者怪僻而不可讀，餘風未殄，新弊復作。大者鏤之金石，以傳久遠；小者轉相摹寫，號稱古文。紛紛肆行，莫之或禁。蓋唐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後學韓而不至者為皇甫湜。學皇甫湜而不至者為孫樵。自樵以降，無足觀矣。伏惟內翰執事，天之所付以收拾先王之遺文，天下之所待以覺悟學者。恭承王命，親執文柄，意其必得天下之奇士，以塞明詔。軾也遠方之鄙人，家居碌碌，無所稱道，及來京師，久不知名，將治行西歸，不意執事擢在第二。惟其素所蓄積，無以慰士大夫之心，是以羣嘲而聚罵者，動滿千百。亦惟恃有執事之知，與衆君子之議論，故恬然不以動其心。猶幸御試不為有司之所排，使得搢笏跪起，謝恩於門下。聞之古人，士無賢愚，惟其所遇。蓋樂毅去燕，不復一戰，而范蠡去越，亦終不能有所為。軾願長在下風，與賓客之末，使其區區之心，長有所發。夫豈惟軾之幸，亦執事將有取一二焉。不宣。謹啟。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改為：重造，另製。

    晚唐五代處在戰亂頻仍之際，因而亂世之音，氣格衰颯成了這一時期的主旋律。作為文學描寫的題材非常狹窄，其文章氣象也非常局促；在思想表現方面，則情感基調以悲涼、感傷為主。而在文章寫作方面，韓柳所倡導的古文逐漸被世人遺忘，取而代之的是駢文。當時的文章往往注重於外在形式，將文字雕琢等外在的華麗當作首要，而忽視了文章的內在思想的表述。

    在天聖七年（1029年）、明道二年（1033年）和慶曆四年（1044年），宋仁宗趙禎曾頒佈過改革文風的詔書。其中 1044年的詔書最為著名，要求士子“務明先聖之道”，並規定科舉考試“不得只逗律賦，論策併兼”，這直接打擊了專攻辭藻的“太學體”和“西昆體”餘風，為歐陽修、蘇軾等古文大家憑藉其紮實的思想和文章崛起鋪平了道路。

    謂當年還有一些士大夫不明聖意，文章求艱深者往往流於迂闊，而標新立異者又落入了怪癖之中，五代以來的餘風尚未清除，新的弊端又相繼出現。

    韓愈 (768年～824年) 唐代文學家,河陽(今河南孟縣)人。貞元年間進士，曾任監察御史，國子博士、刑部侍郎等職。在文學上反對駢偶文風,提倡散體。繼承先秦、兩漢古文的優良傳統,並在此基礎上加以發展和創新,是古文運動倡導者之一。皇甫湜（公元777～835年），唐代散文家。引字持正，唐睦州新安（今浙江建德淳安）人。十多歲時就漫遊各地，投梁肅，謁杜佑；後又結交顧況，師從韓愈，還求見江西觀察使李巽，作書獻文，希圖薦舉，未成。孫樵：（生卒年不詳），字可之，一作隱之。自稱關東人。中國唐代散文家、古文家、辭賦家。孫樵家富藏書，自幼攻文。開成中曾入蜀漫遊，有《出蜀賦》傳世。學文於來無擇，頗得要領。

    以塞明詔：以完成天子明詔。塞：充塞，完成。

    樂毅去燕：樂毅（生卒年不詳），子姓，樂氏，名毅。中山靈壽人，戰國後期傑出的軍事家、戰略家，魏將樂羊後裔，官拜燕國上將軍，受封昌國君，輔佐燕昭王振興燕國。公元前284年，他統帥燕國等五國聯軍攻打齊國，連下七十餘城，創造了中國古代戰爭史上以弱勝強的著名戰例，報了強齊伐燕之仇。後因受燕惠王的猜忌，無奈投奔趙國，被封於觀津，號為望諸君。范蠡（前536年～前448年） ，字少伯，華夏族，楚國宛地三戶邑（今河南省南陽市宛城區）人。范雎投奔越國，之後被拜為上大夫、相國，輔佐越王勾踐。他幫助勾踐興越國，滅吳國，一雪會稽之恥，成就霸業，又被封為上將軍。功成名就之後，范蠡急流勇退，化名姓為「鴟夷子皮」，遨游於七十二峰之間。

    區區：自稱的謙詞；憨愚，死心眼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