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畫能事，唯達心適意

                     ——讀蘇軾《書朱象先畫後》

      蘇軾曾久久凝視松陵畫家朱象先的畫作，目光落在那抹滲入絹紋的墨色上時，總忍不住想起這人的模樣。他明明師法董源、巨然，文才足以叩開功名之門，畫藝能換得滿堂喝彩，卻偏要“不求舉、不求售”。朱象先常坐在窗邊，指尖摩挲著鵝溪絹，一遍遍地滌染、用細石輕磨，墨色在絹上暈開時，他眼裏才泛起光。旁人問他何苦這般較真，他只笑著搖頭：“文以達吾心，畫以適吾意罷了。”蘇軾更記得他作畫的模樣：褪去體面的長衫，隨意盤坐在案前，长发鬆鬆挽著，全然沒有世人眼中“畫師”的拘謹，倒像《莊子》裏說的“真畫者”。連周遭的王公貴人都忘了避讓，連蘇軾自己也忍不住湊到案邊，看他筆下的山水慢慢生長，只覺那份投入裏藏著藝術最本真的樣子：不是演給旁人看的技藝，而是心裏的話順著筆墨，悄悄流了出來。

      同樣握著畫筆，閻立本的日子卻是充滿了尷尬。有天唐太宗在春苑泛舟，見池中有異鳥隨波輕漾，當即傳召已任主爵郎中的閻立本來畫。當宮門外“畫師閻立本”的傳呼聲傳來時，他手指攥緊畫筆，掌心的汗浸濕了筆杆，俯身池邊作畫時，連看向座上賓客的眼神都裹著羞愧。後來他甚至拉著子孫的手，叮囑別再學畫。可蘇軾卻看得明白：這份恥辱從不是“畫師”這兩個字帶來的，而是閻立本自己把畫畫當成了“末伎小道”才會如此羞赧。他既想在官場站穩腳跟，又怕旁人只把他當“畫師”，反倒被世俗的名聲枷鎖所束縛，連筆下的筆墨都沒了底氣。

      王獻之卻偏不這樣。謝安想讓他為新修的太極殿題榜，又不好直說，便繞著彎講魏朝韋仲將“懸在橙子上題榜，寫完頭髮都白了”的舊事提起。王獻之抬手拂過案上紙筆，當即正色道：“韋仲將是魏朝大臣，怎會做這般屈辱的事？真要如此，倒能看出魏朝國運長不了。”一句話便輕輕擋回了謝安的請求。蘇軾望著案上朱象先的畫，忽然想起：要是閻立本有王獻之這份底氣，不把筆墨當成討好旁人的工具，只守著自己的心意，誰還敢輕慢地叫他“畫師”

      阮瞻的從容，又和王獻之不同。無論是身著錦緞的權貴，還是布衣百姓來求聽琴，他都頷首應允。連內兄潘岳拉著他，要他彈上一整天一整夜，他也沒半分不耐煩，指尖在琴弦上流轉時，臉上總帶著平和的笑意，旁人根本看不出他眼前是權貴還是常人。不是他不在乎，是他早把琴音揉進了自己的呼吸裏，榮辱得失早被琴韻滌濾得乾乾淨淨。蘇軾看著朱象先案頭未乾的墨跡，又想起阮瞻撫琴的模樣，猛然悟到：真正的藝術家就該是這樣，不為名利彎腰，不為討好蹙眉，只順著自己的心意創作，反倒沒人能輕辱他。

      蘇軾寫下這些話時，大抵沒料到，“達心適意”這四個字，會成了往後千年文人畫的魂。李唐揮毫畫《濠梁秋水圖》，淡墨裏飄著禪意；八大山人筆下的殘荷孤鳥，每一筆都裹著道不盡的孤憤；弘仁出家後畫《天都峰》，峭拔的山石裏藏著他抗清的骨氣。他們都沒把繪畫當成謀生的手藝，只把心裏的話、眼裏的景，順著筆墨細細淌出來。就連蘇軾自己，被貶黃州那年寫《寒食帖》，墨色時濃時淡，筆鋒忽急忽緩，“自我來黃州，已過三寒食”的句子裏滿是鬱憤，可寫著寫著，心頭的堵得慌竟慢慢散了。原來筆墨真能當“心藥”，把藏在心裏的委屈、煩悶，都悄悄疏解了。

      到了現在，人們總掛在嘴邊說“精神內耗”，倒不妨仿效朱象先的心態。臨帖時別總想著“要寫得多好、要得到多少称赞”，畫水墨時別惦記“能不能賣錢、會不會有人喜歡”，就像蘇軾說的，專注在筆墨裏，讓心跟著筆墨的線條慢慢舒展。蘇軾為朱象先的畫寫跋，其實是替所有真心愛藝術的人說了句心裏話。閻立本困在“畫師”的名分裏，朱象先卻在筆墨裏尋得自在，王獻之守著文人的底氣，阮瞻透著處世的通透。他們的筆墨裏藏著的，都是怎麼在紛擾裏活成真正的自己。“達心適意”四個字，說的不衹是書畫，更是怎麼讓心不被外界的聲音綁住，不管是握著畫筆，還是過平常日子，能順著自己的心意走，才是最踏實的自在。

      其實，朱象先的所謂“達吾心”，就是說能直抒胸臆，充分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而他的“適吾意”，實乃使創作者的心意得到充分的愉悅與陶冶。他的話雖然很簡潔，但直擊文章與繪畫的實質，即文章就是用來表達作者思想感情的，畫作便是用來陶冶畫家心靈的。事實上，任何藝術作品，首先感染的不是別人，正是作者自己，只有在作者自身獲得充分的美的享受之後，才會投射到讀者或欣賞者那裏，使他們獲得同樣的審美愉悅。如果一幅作品連作者也不能感染，則無法去打動讀者或欣賞者了。惟其如此，寫文章便但求表達自己思想感情，遑論其他；而作畫便只圖畫家自身心靈愉悅，遑論他人評說。惟其如此，像阮瞻那般彈琴，他並未受到欣賞者的任何影響，只是自己進入審美愉悅之中，因而便“神氣沖和，不知向人所在”。倘使閻立本也以繪畫爲我家生活，則不會因人呼“畫師”而感覺受辱，也會如阮瞻那般進入藝術境界。

              附原文《書朱象先畫後》

   松陵人朱君象先，能文而不求舉，善畫而不求售。曰：“文以達吾心，畫以適吾意而已。”

   昔閻立本始以文學進身，卒蒙畫師之恥。或者以是為君病，余以謂不然。謝安石欲使王子敬書太極殿榜，以韋仲將事諷之。子敬曰：“仲將，魏之大臣，理必不爾。若然者，有以知魏德之不長也。”使立本如子敬之高，其誰敢以畫師使之。阮千里善彈琴，無貴賤長幼皆為彈，神氣沖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潘岳使彈，終日達夜無忤色，識者知其不可榮辱也。使立本如千里之達，其誰能以畫師辱之。

   今朱君無求於世，雖王公貴人，其何道使之，遇其解衣盤礡，雖余亦得攫攘其旁也。元祐五年九月十八日，東坡居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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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象先（生卒年不詳），字景初（一作升初），號西湖隱士，宋代畫家，松陵（今江蘇吳江）人。擅長山水畫創作，活躍於紹聖至元符年間（1094年～1100年）。早年師法董源、巨然，後自出新意，形成筆力簡練、墨色潤澤的繪畫風格。少時作畫常感筆意未盡，後在鵝溪絹上嘗試多次滌染、以石磨絹等技法，使墨色滲入絹紋而獲得突破。蘇軾曾評其“能文而不求舉，善畫而不求售”，作品以自然天趣著称。

       閻立本（601年～673年），雍州萬年（今陝西西安）人。隋朝殿內少監閻毗之子，唐朝時期政治家、宰相、畫家。

       《舊唐書》卷七七《閻立本傳》：“太宗嘗與侍臣學士泛舟於春苑，池中有異鳥，隨波容與。太宗擊賞，數詔座者為詠，召立本令寫焉。時閣外傳呼云：‘畫師閻立本。’時已為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俯伏池側，手揮丹粉，瞻望座賓，不勝愧赧。”

       謝安（320年～385年），字安石。陳郡陽夏（今河南省太康縣）人。中國東晉時期傑出的政治家。太常謝裒第三子、鎮西將軍謝尚從弟。

       《晉書·王獻之傳》：“太元中，新起太極殿，安欲使獻之題榜，以為萬代寶，而難言之，試謂曰：‘魏時陵雲殿榜未題，而匠者誤釘之，不可下，乃使韋仲將懸橙書之。比訖，須鬢盡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宜絕此法。’獻之揣知其旨，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遂不之逼。”韋仲將：韋誕（179年～253年），字仲將，京兆杜陵（今陝西省西安市）人，出身京兆韋氏。三國時期魏國大臣、書法家、制墨家，太僕韋端的兒子。

       阮千里：阮瞻，字千里，陳留尉氏（今屬河南）人。“竹林七賢”之一阮咸之子，生年不詳，約卒於晉懷帝永嘉年間（307年～312年）。善彈琴。在仕途上，先後依附於司徒王戎、東海王司馬越；晉懷帝永嘉中，為太子舍人。《晉書》本傳謂阮瞻“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為彈之。神氣沖和，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潘岳每令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由是識者嘆其恬澹，不可榮辱矣。”

       潘岳（247年～300年），字安仁。滎陽郡中牟縣（今河南鄭州中牟縣）人，安平太守潘瑾的孫子，琅琊內史潘芘的兒子。西晉著名文學家、政治家。內兄：妻子之兄長。

       盤礡：亦作盤薄，指恣意作畫。《莊子·田子方》：“宋元君將畫圖，眾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儃儃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礡臝。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攫攘：爭奪。

       元祐五年：即宋哲宗1090年，此時蘇軾出任杭州知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