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臣宿將，國之股肱

                 ——讀蘇軾《王仲儀真贊並敘》

      依據《真贊》所記時間推算，本文應當作於元豐元年（1078年），當時蘇軾正在徐州任上。宋神宗熙寧四年（1071年），蘇軾上書談論新法的弊病，因被出任杭州通判。熙寧六年（1073年），王素去世，再過六年，蘇軾乃作《真贊》，是為元豐元年矣。

      蘇軾開篇即援引《孟子》兩句名言，卻未止步於字面淺層釋義，而是對“世臣”“巨室”的傳統認知展開顛覆性註解。他明確駁斥將“世臣”等同於“世祿之人”、將“巨室”等同於“侈富之家”的片面見解，提出界定“世臣”的核心標準：“功烈已著於時，德望已信於人”。這一解讀徹底打破了血緣世襲的狹隘局限，將“世臣”定義為經歲月沉淀、兼具卓著功勛與深厚聲望的社稷重臣，恰如“自拱把以至合抱”的喬木，既呼應孟子“故國喬木”的隱喻本意，又賦予其更深刻的時代內涵。

      尤為精妙的是蘇軾關於“新舊之辨”的辯證思考：他坦誠承認，在日常政務中，世臣在“商功利，課殿最”（即權衡利益、考核政績）方面，確實不及銳意進取的新進之士；但他更著重強調，當國家面臨“緩急之際”（即危難時刻），世臣在“決大策，安大眾”上的作用無可替代。這種對比並非否定新人價值，而是凸顯世臣所承載的制度信任與社會凝聚力，為後文通過王素事跡印證“世臣功用”埋下嚴謹伏筆。

      蘇軾以親身所見所聞為“世臣功用”作實證註解，而王素的生平經歷，正是最鮮活、最有力的例證。其“國之股肱”的特質，集中體現在以下個方面：（一）威信服眾的邊帥之姿。嘉祐年間的平涼之危，是彰顯王素邊帥威望的典型事件：當時西夏大舉犯邊，轉運使暫代帥職，卻與副總管議事不和，導致軍中無主、紀律渙散，邊境百姓陷入恐慌，動蕩聲浪甚至波及三輔地區。然而，當“聞公來”（即聽聞王素赴任）的消息傳開後，軍中“吏士踴躍傳呼，旗幟精明，鼓角歡亮”，軍心瞬間安定；西夏軍隊見狀，竟“即日解去”（當天便撤軍離去）。王素到任後，也僅以“燕勞將佐而已”（設宴慰勞將領僚屬），便成就了這場 “坐勝默成” 的奇功。這種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威懾力，源於王素多年鎮邊积累的聲望與公信力。治平初年，王素復任渭州知州時，“三鎮、涇原蕃夷故老皆歡賀”，待他抵達任所，敵軍再度“解去”。兩則史實前後呼應，完美印證了蘇軾“呼之則來，揮之則散”（指世臣能凝聚人心、震懾外敵）的論斷。

      （二）犯顏直諫的諍臣之節。作為“魏公（王旦）之子”，王素繼承了父親忠直敢言的家風。慶曆二年（1042年），他任知諫院時正值壯年，“遇事感發”（遇有不當之事便直言進諫），三次犯顏直諫仁宗，盡顯諍臣本色：其一，皇子降生時，仁宗擬大赦天下、重賞將士、為百官晉職，王素上書諫阻，直言“今西夏畔渙，契丹要求，縣官之須，且日急矣”，建議“留爵秩以賞戰功，儲金繒以佐邊費”（留存官爵俸祿以獎賞戰功，儲備金銀絲帛以輔助邊防開支），仁宗最終采納其言；其二，王德用向仁宗進獻兩名美女，王素直言勸阻，以“臣之憂正恐在左右爾”（臣的擔憂，正是怕君王被身邊親信影響）點醒仁宗，仁宗當即下令將二女遣出；其三，京師大旱時，仁宗计划禱雨，卻因“太史言月二日當雨”而準備“旦日出禱”（次日清晨再去），王素批評道：“陛下知其且雨而禱之，應天不以誠”（陛下明知將雨卻假意禱雨，是不以誠心回應上天），並勸諫仁宗親赴遠郊的西太一宮禱雨，最終“天大雷電而雨”（天降雷電、普降甘霖）。

      這種不懼皇權、堅守原則的勇氣，正是世臣“德望信於人”的根基，也讓蘇軾在熙寧四年（1071 年）赴錢塘前，於王素私第佚老堂夜談時，對其“吾老矣，恐不復見，子厚自愛，無忘吾言”的囑託倍增敬意。

      王素的治世智慧，更體現在危難時刻的臨機決斷上，每一次決策都兼具遠見與民心考量。至和年間秋，開封大雨導致蔡河決堤，洪水入城，朝廷下詔令軍吏堵塞朱雀門以防洪水蔓延。王素卻反對：“皇上不豫（仁宗當時身體不適），兵民廬舍多覆壓，眾心怦怦然，奈何更塞門以動眾”（軍民房屋多被洪水沖毀，人心本就不安，怎能再堵塞城門引發民眾恐慌），遂違詔停止堵門，最終洪水並未造成更大危害；任太原府知府時，汾河水位暴漲，王素預判 “若壞平晉（平晉縣），遂灌州城矣”，緊急下令準備舟楫、修築堤壩，“一夕，水驟至，人賴以安”（一夜之間洪水驟至，百姓因堤壩防護而得以安全）；鎮守渭州時，一次邊民傳言敵軍將至，眾人驚慌入城，將領們提議“合拒勿內”（關閉城門不讓民眾進入，以防奸細混入），王素卻斷言“若拒之東去，關中必搖”（若拒絕民眾入城，他們向東逃離會引發關中地區動蕩），並下令“敢稱寇至者斬”，不久後偵察兵回報“人傳果妄”（傳言果然不實），眾將皆服其明斷。

      這些決策既避開了短視的應急之策，又深察民心所向，恰如贊詞所詠“如木百圍，宜宮宜堂”（如同需百人合抱的大樹，既可支橕宮殿，也可搭建廳堂），充分彰顯世臣“決大策，安大眾”的核心能力。

      蘇軾為《王仲儀真贊並敘》，絕非單純的個人感懷或亡友悼念，而是借王素事跡，對孟子治國思想進行實踐闡釋，同時暗含對時代變局的深層關切。蘇軾對孟子“不得罪於巨室”之說的認同，在本文中轉化為對世臣價值的推崇。孟子“不得罪於巨室”的核心，是強調治國需重視具有社會影響力、能凝聚民心的群體。蘇軾則進一步將這一抽象政治理念，通過王素“鎮邊安眾”“犯顏直諫”“臨機決斷”的具體事跡具象化，以史實證明“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的凝聚力，正是“為政不難”（治理國家並不困難）的關鍵。這種轉化既堅守了孟學“重民心、尚賢達”的內核，又貼合北宋士大夫政治的實際語境，讓傳統思想煥發時代生命力。

      結合創作背景可知，本文作於元豐二年（1079 年），距王安石熙寧變法（1069 年開始）已逾十年。彼時新法推行中，“進用貧賤之人”（提拔出身寒門、缺乏資歷的官員）成為重要舉措，卻也引發部分士大夫對“德望未隆者掌權”的擔憂。“烏臺詩案”中明確提及，蘇軾“平居無事，商功利，課殿最，誠不如新進之士；至於緩急之際，決大策，安大眾，惟世臣、巨室為能”的論述，暗含對新法這一舉措的譏諷。贊詞中“彼窶人子，既陋且寒。終勞永憂，莫知其賢”（那些貧寒之士，處境簡陋困苦，即便終日辛勞、常懷憂慮，其賢能也難以被認可）與“晉公之孫，魏公之子”（王素身為晉公王祐之孫、魏公王旦之子，家世顯赫且德望兼具）的對比，更將個人評價上昇為制度反思。蘇軾並非否定寒門賢才，而是批判新法對世家賢達的過度排斥，擔憂缺乏聲望與經驗的官員掌權，會在“緩急之際”難以擔當重任。

      蘇軾與王素之子王鞏的交遊，為本文增添了“精神傳承”的深層維度。王鞏“有雋才，長於詩”，早年便“從蘇軾遊”（追隨蘇軾求學交遊）；蘇軾任徐州知州時，王鞏曾前往拜訪，“與客遊泗水，登魋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蘇軾在黃樓上迎接他時感歎：“李太白死，世無此樂三百年矣”。後來蘇軾因烏臺詩案被貶，王鞏也受牽連 “竄賓州”（貶謫賓州），但“數歲得還，豪氣不少挫”。這種歷經磨難卻堅守氣節的品格，正是世臣家風與宋代士大夫精神的延續。

蘇軾為亡友王素作真贊，並將其“遺其子鞏”（贈予王鞏），實則是在通過文字傳遞一種理想人格：如贊詞所詠 “如山如河，維安有之”（如同山河般穩固，是國家安定的依靠）“佩玉劍履”（身著禮服、佩戴玉飾與寶劍，象徵莊重端方的君子之風）。這種人格既是王素一生的寫照，也是蘇軾自身所追求的精神境界，讓文章超越了個人情誼，成為對士大夫精神的傳承書寫。

      縱觀全文，蘇軾以“世臣宿將，國之股肱”為核心主線，完成了三重深度書寫。其一，對孟子“故國喬木”“不得罪於巨室”思想的創造性詮釋，將抽象的治國理念轉化為可感知的人物事跡。其二，對王素“邊帥之威、諍臣之節、治世之才”的紀實性讚頌，以鮮活史實印證世臣的“股肱”價值。其三，對宋代士大夫“忠直敢言、臨危擔當、堅守氣節”精神的傳承性守望，為後世留下理想人格的範本。

      文中“喬木”的隱喻貫穿始終，世臣的價值，從不在於一時的“繁枝茂葉”（即日常政務中的表面功績），而在於深植於民心與制度的“根系”（即長期积累的聲望、經驗與公信力）。這種“非一日之故”的积淀，正是國家面臨危難時最可靠的支橕，也是蘇軾通過這篇《王仲儀真贊並敘》，留給後世最珍貴的政治智慧與精神財富。

           附原文《王仲儀真贊並敘》

   《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梁惠王下》）。又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離婁上》）。夫所謂世臣者，豈特世祿之人，而巨室者，豈特侈富之家也哉？蓋功烈已著於時，德望已信於人，譬之喬木，封殖愛養，自拱把以至於合抱者，非一日之故也。平居無事，商功利，課殿最，誠不如新進之士。至於緩急之際，決大策，安大眾，呼之則來，揮之則散者，惟世臣、巨室為能。

   余嘉祐中，始識懿敏王公於成都，其後從事於岐，而公自許州移鎮平涼。方是時，虜大舉犯邊，轉運使攝帥事，與副總管議不合，軍無紀律，邊人大恐，聲搖三輔。及聞公來，吏士踴躍傳呼，旗幟精明，鼓角歡亮，虜即日解去。公至，燕勞將佐而已。余然後知老臣宿將，其功用蓋如此。使新進之士當之，雖有韓、白之勇，良、平之奇，豈能坐勝默成如此之捷乎？熙寧四年秋，余將往錢塘，見公於私第佚老堂，飲酒至暮。論及當世事，曰：“吾老矣，恐不復見，子厚自愛，無忘吾言”。既去二年而公薨。又六年，乃作公之真贊，以遺其子鞏。詞曰：

   堂堂魏公，配命召祖。顯允懿敏，維周之虎。魏公在朝，百度維正。懿敏在外，有聞無聲。高明廣大，宜公宜相。如木百圍，宜宮宜堂。天既厚之，又貴富之。如山如河，維安有之。彼窶人子，既陋且寒。終勞永憂，莫知其賢。曷不觀此，佩玉劍履。晉公之孫，魏公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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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素（1007年～1073年），字仲儀，王旦之子。莘縣人（今山東聊城市莘縣）人。天聖五年（1027年），通過考試進入學士院，賜進士出身。又試，得通判潁州（今安徽阜陽）、懷州（今河南信陽）、許州（今河南許昌），遷太常博士。又試，得五品服，以尚書屯田中外郎，知濮州（今山東鄄城）。御史中丞孔道輔，薦其為侍御史。後道輔遭貶，素亦出知鄂州(今湖北武昌)。在鄂，素取消了計口售鹽制度，鄂人感其德。慶歷二年(1042)改兵部員外郎，知諫院，同判國子監。時仁宗欲有所作為，以歐陽修、蔡襄、余靖、王素為諫官。素值壯年，遇事敢言。皇子生，皇帝大喜，擬大赦天下，大賞將士，百官晉級。王素上書諫阻，帝從其言。王德用進二美女與帝，素直言諫止，皇帝遂將二女遣出。（《宋史》卷320有傳）

           附《宋史·王素傳》

   王素，字仲儀，太尉旦季子也。賜進士出身，至屯田員外郎。御史中丞孔道輔薦為侍御史。道輔貶，出知鄂州。仁宗思其賢，擢知諫院。素方壯年，遇事感發。嘗言：“今中外無名之費，倍蓰於前，請省其非急者。”適皇子生，將進百僚以官，惠諸軍以賞。素爭曰：“今西夏畔渙，契丹要求，縣官之須，且日急矣。宜留爵秩以賞戰功，儲金繒以佐邊費。”議遂已。

   京師旱，素請帝禱於郊，帝曰：“太史言月二日當雨，今將以旦日出禱。”素曰：“臣非太史，然度是日必不雨。帝問故，曰：“陛下知其且雨而禱之，應天不以誠，故臣知不雨。”帝曰：“然則明日詣醴泉觀。”素曰：“醴泉之近，猶外朝耳，豈憚暑不遠出邪？”帝悚然。更詔詣西太一宮，諫官故不在屬車間，乃命素扈從。日甚熾，埃氛翳空，比輿駕還，未薄城，天大雷電而雨。

   王德用進二女子，素論之，帝曰：“朕真宗皇帝之子，卿王旦之子，有世舊，非他人比也。德用實進女，然已事朕左右，奈何？”素曰：“臣之憂正恐在左右爾。”帝動容，立命遣二女出。賜素銀緋，擢天章閣待制、淮南都轉運按察使。時新置按察，類多以苛為明。素獨不擿細故，即有貪刻，必繩治窮竟，以故下吏愛而畏之。改知渭州，坐市木河東有擾民狀，降華州，又奪職徙汝。俄悉還其故，遷龍圖閣直學士。

   初，原州蔣偕建議築大蟲巉堡，宣撫使聽之。役未具，敵伺間要擊，不得成。偕懼來歸死。素曰：“若罪偕，乃是墮敵計。”責偕使畢力自效。總管狄青曰：“偕往益敗，不可遣。”素曰：“偕敗則總管行，總管敗，素即行矣。”青不敢復言，偕卒城而還。以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至和秋，大雨，蔡河裂，水入城。詔軍吏障朱雀門，素曰：“皇上不豫，兵民廬舍多覆壓，眾心怦怦然，奈何更塞門以動眾。”違詔止其役，水亦不害。

   出知定州、成都府。先是，牙校歲輸酒坊錢以供廚傳，日加厚，輸者轉困。素一切裁約之。鐵錢布满兩蜀，而鼓鑄不止，幣益輕，商賈不行，命罷鑄十年，以權物價。凡為政，務合人情，蜀人紀其目，號曰“王公異斷”。復知開封。素以三公子少知名，出入侍從將帥，久頗鞅鞅，厭倦劇煩，事多鹵莽不治，盜賊數發。御史糾其過，出知許州。

   治平初，夏人寇靜邊砦。召拜端明殿學士，復知渭州，於是三鎮、涇原蕃夷故老皆歡賀，比至，敵解去。拓渭西南城，浚隍三周，積粟支十年。屬羌奉土地來獻，悉增募弓箭手。行陳出入之法，身自督訓。其居舊穿土為室，寇至，老幼多焚死，為築八堡使居之。其從領於兩巡檢，人莫得自便。素曰：“是豈募民兵意邪？”聽散耕田裏，有警則聚，故士氣感奮，精悍他道莫及。嘗宴堂上，邊民傳寇至，驚入城。諸將曰：“使奸人亦從而入，將必為內應，合拒勿內。”素曰：“若拒之東去，關中必搖。吾在此，敵必不敢犯我，此當有奸言。”乃下令：“敢稱寇至者斬。”有頃，候騎從西來，人傳果妄，諸將皆服其明。

   換澶州觀察使、知成德軍，改青州觀察使。熙寧初。還，以學士知太原府。汾河大溢，素曰：“若壞平晉，遂灌州城矣。”亟命具舟楫，築堤以捍之。一夕，水驟至，人賴以安。入知通進、銀臺司，轉工部尚書，仍故職致仕。故事，雖三公致仕，亦不帶職。朝廷方新法制，素首以學士就第。卒，年六十七，謚曰懿敏。子鞏，從子靖，從孫震。

   鞏有雋才，長於詩，從蘇軾遊。軾守徐州，鞏往訪之，與客遊泗水，登魋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軾待之於黃樓上，謂鞏曰：“李太白死，世無此樂三百年矣。”軾得罪，鞏亦竄賓州。數歲得還，豪氣不少挫。後歷宗正丞，以跌蕩傲世，每除官，輒為言者所議，故終不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