覽前朝御書，爰頌盛德

           ——蘇軾《仁宗皇帝御書頌》鈔記

蘇軾的《仁宗皇帝御書頌》作於宋仁宗趙禎去世之後，其中仁宗的手書乃他作太子時所作，贈與了當時的太子諭德張士遜。後來，張士遜的曾孫通過王欽臣交與蘇軾欣賞，並拜託蘇軾作頌二首。東坡覽前朝帝王翰墨，感仁宗皇帝盛德，爰欣然作頌兩首。

      天禧年間的東宮燈火下，一紙御書緩緩鋪展：少年仁宗落筆的“寅亮天地，弼余一人”與“日新其德”十二字，不僅是筆力初成的墨跡，更藏著大宋王朝的治國初心。蘇軾為張文懿公曾孫鈔錄此頌時，想必在書齋中反復摩挲這十二字：它從不是尋常的書法作品，而是凝固的歷史瞬間。是仁宗與輔臣相得的見證，是仁宗朝“恭己無為”治國理念的精準註腳，更是一把解鎖盛世密碼的鑰匙。

      “寅亮天地，弼余一人”六字，道盡帝王對輔臣的深層期許。天地無言，卻以四季輪迴彰顯大道；人君治國，亦需以輔弼為臂膀，憑信賞罰維繫天下平衡。仁宗將此句賜予太子諭德張士遜，既是對其“履信思順”品格的鄭重認可，更暗含著“君臣協心，共承天命”的政治構想：他深知，治國非一人之功，需君臣如鼎之三足，共橕天下。而“日新其德”四字，則是帝王對自身的嚴格要求：如君子遇水，隨物賦形卻不失本真；如周室雖舊，因革新而煥發生機。正是這份“日新”的追求，讓仁宗朝能在傳承中突破，在穩定中精進。

      在蘇軾的頌文裏，仁宗與張士遜的君臣关系，是“盛德”最鮮活的模樣。仁宗以“天為心”，體察萬物；以“民為師”，躬行仁政，秉持“恭己無為”之道，將治國之責恰當地托付給賢臣；張士遜則以“履信思順”為準則，以“寅亮天地”為擔當，在朝堂之上“以退為進”，不爭權位，只謀國事，終獲天下稱頌。二人如天地與棟梁，相輔相成，恰應了頌中“惟天惟君，與相為三。孰能俯仰？其德不慚”的讚譽，共同築起仁宗朝的政治根基。

      這份君臣間的相契，決非偶然的機緣。仁宗懂得“人君無心，屬之輔弼”，願放權於可信之臣；張士遜亦恪守臣子本分，以忠誠與智慧回應君主的信任。當蘇軾寫下“壽考百年，以沒元身，嗚呼休哉”時，筆尖流淌的不僅是對張士遜一生功業的讚歎，更是對仁宗朝“君臣共治、德澤四方”局面的深切追懷。這段佳話，如同一幅工筆古畫，在御書的墨香與頌文的字句間徐徐展開：東宮賜字的溫情、朝堂輔政的默契、天下稱頌的盛景，都在其中清晰可見，讓後人得以觸摸那個盛德時代的溫煦與從容。

      蘇軾鈔錄並創作此頌，並非單純的文字記錄，而是一場對前朝盛德的鄭重傳承。他以“小臣稽首，敬頌遺墨”的謙卑姿態，將仁宗的御書、君臣的佳話，通過文字的力量定格。御書的墨跡或許會隨歲月淡去，但其中的精神內核，卻在頌文中獲得了永恒的生命。“聖人如天，時殺時生。君子如水，因物賦形”，蘇軾以自然之道喻聖人之德：仁宗如天，有包容萬物之仁；如君子似水，有順應時勢之智。這種“仁”與“智”的結合，讓仁宗的盛德超越了時代的局限，成為後世君主與臣子的行為標杆。如今我們再讀這篇頌文，透過“寅亮天地，弼余一人”的囑託、“日新其德”的追求，仍能感受到仁宗朝的清明氣象。朝堂上的君臣相得，民間的安居樂業，都在文字間流轉。這便是蘇軾鈔記此頌的深意：讓前朝的盛德之光，穿透千年時光，照亮後世的治國之路、為人之道，讓“德”的回響，永遠流傳。

           附原文《仁宗皇帝御書頌（並敘）》

      天禧中，仁宗皇帝在東宮。故太傅鄧國張文懿公諱士遜為太子諭德，帝親書十二字以賜之，曰“寅亮天地，弼余一人”，又曰“日新其德”。公之曾孫假承務郎臣欽臣，以屬翰林學士臣蘇軾為之頌二篇。

   其一曰：天地不言，付之人君。明其德刑，物自秋春。人君無心，屬之輔弼。信其賞罰，身為衡石。惟天惟君，與相為三。孰能俯仰？其德不慚。於皇仁宗，恭己無為。以天為心，以民為師。其相鄧公，履信思順。天下頌之，以退為進。壽考百年，以沒元身，嗚呼休哉！寅亮天地，弼余一人。

   其二曰：聖人如天，時殺時生。君子如水，因物賦形。天不違仁，水不失平。惟一故新，惟新故一。一故不流，新故無斁。伊尹暨湯，咸有一德。“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孰知此言，若出一人。小臣稽首，敬頌遺墨。嗚呼休哉！日新其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