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位不憂職，安禁人之憂

                 ——歐陽修《讀李翱文》品旨

      景祐三年（1036年），權知開封府范仲淹上《百官圖》，諷刺宰相呂夷簡，呂夷簡反譏范仲淹“越職言事、勾結朋黨、離間君臣”。范仲淹連上四章，論斥呂夷簡狡詐，因言辭激烈，遂被罷黜，改知饒州。在朝諸人如秘書丞餘靖、太子中允尹洙等紛紛論救；右司諫高若訥獨以為當貶。歐陽修撰《與高司諫書》，責備高若訥身為諫官，對范仲淹被貶之事一言不發，諷刺他“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攻擊高若訥，並將歐陽修列為“四賢”之一。高若訥得書後，上疏辯駁，並請仁宗令有司召來歐陽修，加以戒諭。最後，受牽連的歐陽修被貶為夷陵（今湖北宜昌）縣令。面對當時當政人物“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的作派，歐陽修表示強烈的不滿，於是寫下了這篇散文來表達自己內心的情感。

      歐陽修在《讀李翱文》中提出政治人物“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這一振聾發聵之論，恰似一柄鋒利的手術刀，剖開了封建官場 “在位者避責、憂世者失語” 的沉疴，更清晰顯現出為官者應有的責任底色與擔當精神。以歐陽修對李翱文章的認知，經歷了一個由淺入深、由“輕”到“敬”的過程。初讀《復性書》三篇時，他僅將其視作對《中庸》思想的通俗闡釋：“此中庸之義疏爾”，認為智者可憑自身領悟“性當復中庸”的道理，愚者即便通讀也難明其旨，故而直言“不作可焉”，態度中帶著幾分不以為然。再讀《與韓侍郎薦賢書》，他雖認可文中將韓愈比作“秦漢間好事行義之一豪雋”的評價，卻又揣測李翱此舉是因“窮時憤世無薦己者”，故而才在信中殷切論賢，甚至推斷“使其得志，亦未必然”，此時對李翱的認知仍停留在“個人境遇驅動”的層面。

      直至讀到《幽懷賦》，歐陽修的態度徹底改變：“置書而歎，歎已復讀不自休”，甚至生出“恨翱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余不得生翱時，與翱上下其論”的遺憾。這份強烈的共鳴，源於李翱在賦中展現的超越個人得失的胸懷。李翱寫道：“眾囂囂而雜處兮，咸歎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當世人皆沉溺於感歎年華老去、地位卑微的個人愁緒時，李翱所思所憂的卻是“行道是否得當”的天下大道。這種“眾人憂私，我獨憂公”的格局，讓歐陽修看到了士大夫應有的精神高度。

      為了凸顯李翱這種精神的可貴，歐陽修還將其與韓愈進行對比。他坦言，在李翱所處的時代，“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但韓愈的賦作卻難逃個人境遇的局限：“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之無時爾”，若能得享榮華溫飽，恐怕便不會再有這般感慨。反觀李翱，不僅不憂自身境遇，更將目光投向國運興衰，為“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而憂心。正是這份對比，讓歐陽修發出痛切追問：“使當時君子皆易其歎老嗟卑之心，為翱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這一問，既是對唐朝興亡的復盤，更是對後世為官者的警示。

      當思緒從唐代拉回北宋現實，歐陽修的憂思更甚。他直言“翱幸不生今時，見今之事，則憂又甚矣”。在他看來，北宋當時的處境比唐代更令人憂心，可現實卻是“今之人不憂也”。他以親身經歷感慨：“余行天下，見人多矣，脫有一人能如翱憂者，又皆疏遠，與翱無異”，而那些“光榮而飽者”（即身居高位、安享富貴之人），一聽到憂世之言，“不以之為狂人，則以為病癡子，不怒則笑之矣”。最終，歐陽修將批判的矛頭直指核心：“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歎也夫！”寥寥數語，道盡了對在位者“尸位素餐”卻“堵塞言路”的憤懣。

      “居位不憂職，安禁人之憂”，這十字箴言的本質，是對“權責對等”的深刻詮釋。為官者身居其位，本就該以“守土有責、富民有術、安國有力”為己任，將國家安危、百姓福祉置於個人利益之上。若像唐朝末年的官員那般，只知“歎老嗟卑”、追逐私利，對國運危機視而不見；若像北宋朝堂的當權者那般，自身不憂國事，還對憂國憂民者加以排斥打壓，那麼“亂與亡”的結局便不可避免。歐陽修的批判，從未局限於對歷史的復盤，更是對北宋當時“內有冗官冗費之弊，外有遼夏威脅之患”的現實焦慮。他怕的不是國家有難，而是“居位者無擔當，憂世者無聲音”的麻木。

      《讀李翱文》看似是歐陽修對前人文章的讀後感，實則是一位士大夫的“憂世宣言”。他借推崇李翱的“憂國之心”，批判“居位不憂職”的亂象；借遺憾“不得與翱交”，表達對同道者的渴望。這篇短文之所以能流傳千古，正因它戳中了“權責失衡”的永恒痛點，更以“憂思”為筆，為後世所有“居位者”寫下了責任的註腳。所謂擔當，從來不是口號，而是“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清醒，是“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勇氣。

           附原文《讀李翱文》

      予始讀翺《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識其性當復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又讀《與韓侍郎薦賢書》，以為翶特窮時憤世無薦已者，故丁寧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韓為秦漢間好事行義之一豪雋，亦善諭人者也。最後讀《幽懐賦》，然後置書而歎，歎已復讀不自休，恨翺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余不得生翺時，與翺上下其論也。

      况迺翺一時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之無時爾。推是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若翺獨不然，其賦曰：“衆囂囂而雜處兮，咸歎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又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為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歎老嗟卑之心，為翺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

      然翺幸不生今時，見今之事，則憂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憂也？余行天下，見人多矣，脫有一人能如翺憂者，又皆疏逺，與翺無異，其餘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言，不以為狂人，則以為病癡子，不怒則笑之矣。嗚呼！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歎也夫！景祐三年十月十七日，歐陽修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