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人善用，興國之舉

                 ——讀《新五代史周臣傳論》

      歐陽修主修的《新五代史》中，《周臣傳第十九》不僅記載了王樸、鄭仁誨、扈載三位臣子的生平事略，篇末的《周臣傳論》更以凝練筆墨道出治國用人的深刻見解。自明代茅坤編纂《唐宋八大家文鈔》時，將這段史論節錄單獨成篇、歸於歐陽修名下後，《古文淵鑒》等後世文選紛紛傚彷，使其成為流傳甚廣的經典史論。在歐陽修的認知中，治國的核心矛盾並非“有無能臣”，而在於“是否有能君”：正因“興國所用之臣，未必非亡國之臣”，關鍵便在於君主能否“知人善任”。此處的“能君”，恰似精通棋局的棋手：深諳每顆棋子的特性，將其置於最適配的位置，方能扭轉局勢、贏得勝利；治國亦是同理，明君善用人才，方能激活臣屬潛能，成就興國大業。

      《周臣傳論》開篇即以精妙的比喻破題：“作器者，無良材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君。蓋材待匠而成，臣待君而用。”製作器物時，優質材料若遇不到技藝精湛的工匠，終究衹是未經雕琢的原料；治理國家時，即便有賢能之士，若缺乏善於任用的君主，其才華也難以施展。這一比喻直指核心：人才的價值，需通過“合理任用”方能實現。文中進一步將治國比作下棋，“知其用而置得其處者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善弈者因懂棋子用途、擺對位置而勝，善治國者因識人才所長、授以適配職位而興；反之，若君主不識人才、錯置崗位，即便臣子有才幹，也會淪為“無用之棋”，最終導致國家衰敗。二者的勝負與興衰，本質上都是“用人是否得當”的結果。

      文中以王樸為例，堪稱“君明則臣賢”的典型佐證：“王樸之材，誠可謂能矣。不遇世宗，何所施哉？”王樸的才華毋庸置疑，但倘若沒有周世宗的賞識與重用，他的謀略與能力又能向誰施展？周世宗在位時，對外領兵征伐、屢獲勝利，對內修订制度、研討刑法、製定律曆、整理禮樂遺文，而他所用的臣子，多是五代時期便已存在的士人。這些人並非在後晉、後漢時期愚昧怯懦，到了後周才突然變得聰慧有謀，根本原因正在於周世宗懂得“量才授職”：既能看到他們的長處，又能為其提供施展的空間，最終讓人才潛力得以充分釋放。這一史實清晰地印證了君主的“知人善用”，是激活人才價值、推動國家發展的關鍵變量。

      歐陽修在文中進一步剖析了“治君”與“亂君”的用人差異，揭示出國家治亂的深層邏輯：“夫亂國之君，常置愚不肖於上，而強其不能，以暴其短惡；置賢智於下，而泯沒其材能，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而身蹈危亡。”亂國之君往往將愚昧無能、品行不端者提拔至高位，卻強迫他們承擔力所不及的重任，最終暴露其短處與惡行；同時將賢能聰慧者壓制在低位，讓其才華被埋沒。如此一來，君子與小人都脫離了適合自己的位置，君主自身也終將陷入危亡境地。反觀“治國之君，能置賢智於近，而置愚不肖於遠，使君子小人各適其分，而身享安榮”：明君會將賢才安置在身邊、委以重任，將無能者疏遠於關鍵崗位之外，讓君子能發揮所長、小人不致亂政，最終不僅君主自身享得安寧榮耀，國家也能實現穩定興盛。可見，國家治亂的差距看似懸殊，但其根源並不复杂，不過是君主“用人位置是否顛倒”的區別罷了。

      值得注意的是，歐陽修“知人善用”的理念並非孤立提出，而是根植於中國古代深厚的治國智慧傳統。早在春秋時期，孔子便將“舉賢才”列為為政的核心要點，提出“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選拔正直賢能者、摒棄奸邪無能者，百姓才會信服，國家才能實現政通人和。戰國時期的《墨子》更明確指出：“國有賢良之士眾，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直接將賢才數量與國家治理水平掛鉤。三國時期的諸葛亮則強調“為人擇官者亂，為官擇人者治”，警示君主不可因個人好惡安排官職，而應根據崗位需求選拔適配人才。北宋司馬光進一步細化用人之道：“凡用人之道，採之欲博，辨之欲精，使之欲適，任之欲專”。選拔人才要廣泛搜羅，辨別人才要精準細緻，使用人才要適配崗位，任用人才要給予信任。這些跨越時代的觀點，與歐陽修在《周臣傳論》中的主張一脈相承，共同構成了中國古代“重賢用才”的思想體係。

      不過，“知人”是“善用”的前提，而準確識別人才並非易事。古代先賢對此也總結出諸多實用方法：諸葛亮提出“七觀法”，即“問之以是非，而觀其志；窮之以辭辯，而觀其變；咨之以計謀，而觀其識；告之以禍難，而觀其勇；醉之以酒，而觀其性；臨之以利，而觀其廉；期之以事，而觀其信”。通過不同場景的考驗，全面觀察人才的志向、應變、見識、勇氣、品性、廉潔與誠信。戰國時期的李悝則提出“識人五法”：“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窘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從日常交往、財富使用、高位舉薦、困境堅守、貧窮操守五個維度，判斷人才的品行與格局。這些方法為君主“準確識人”提供了可行路徑，唯有先識得真才，方能談得上“善用”。

      即便到了現代社會，儘管時代背景、治理模式與古代截然不同，但“知人善用”的核心邏輯依然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無論是企業經營還是政府管理，“人才”都是推動發展的核心資源：優秀的企業領導者，需像古代明君一樣，洞察員工的能力特長與性格特質。讓具備創新思維的人投身研發，讓擅長溝通協調的人負責市場營銷，讓嚴謹細緻的人主管流程管控，通過“人崗匹配”實現團隊效率最大化；政府部門的管理者，也需精準識別幹部的專業能力與工作風格，將合適的人安排到合適的崗位，才能提陞行政效能、更好地服務群眾。可以說，“人盡其才、才盡其用”，仍是當代組織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原則。

      歐陽修的《周臣傳論》雖聚焦於五代時期的用人現象，卻以小見大，道破了“人才任用”與“國家興衰”的深層關聯。古代先賢留下的用人智慧，不僅是歷史的經驗總結，更可為當代社會提供寶貴借鑒。無論是治理國家、經營企業，還是管理團隊，唯有秉持“知人善用”的理念，精準識別人才、合理配置人才，才能激活個體潛能、凝聚集體力量，為事業發展與國家興盛奠定堅實基礎。

           附原文《五代史周臣傳論》

      嗚呼！作器者，無良材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君。蓋材待匠而成，臣待君而用。故曰，治國譬之於弈，知其用而置得其處者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敗者臨棋注目，終日而勞心，使善弈者視焉，為之易置其處則勝矣。勝者所用，敗者之棋也；興國所用，亡國之臣也。

   王樸之材，誠可謂能矣。不遇世宗，何所施哉？世宗之時，外事征伐，攻取戰勝；內修制度，議刑法，定律曆，講求禮樂之遺文，所用者五代之士也，豈皆愚怯於晉、漢，而材智於周哉？惟知所用爾。

   夫亂國之君，常置愚不肖於上，而強其不能，以暴其短惡，置賢智於下，而泯沒其材能，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而身蹈危亡。治國之君，能置賢智於近，而置愚不肖於遠，使君子、小人各適其分，而身享安榮。治亂相去雖遠甚，而其所以致之者不多也，反其所置而已。嗚呼，自古治君少而亂君多，況於五代，士之遇不遇者，可勝歎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