憐惜學生，臨場鳴不平

                 ——讀韓愈《省試學生代齋郎議》

      唐德宗貞元十年（794年），韓愈參加吏部博學宏辭科考試時，面臨三道試題：《朱絲繩賦》《冬日可愛詩》與《省試學生代齋郎議》。在今本《韓昌黎文集》中，唯獨《省試學生代齋郎議》得以留存，其餘兩篇已湮沒於歷史塵埃。

      這篇文章的核心議題，是探討能否以國子監學生替代齋郎履行職責。要理解這一爭議，需先明晰二者的身份定位：齋郎是宗廟社稷祭祀中的基層服務人員，負責“執豆籩，駿奔走”等雜務，聽命於上官調遣，屬於“士之賤者”，其任職憑藉體力而非德才；學生則特指國子監太學生，他們或因通經術被舉薦，或因擅文辭揚名，即便最普通者也通曉法律、熟識文字，具備參與教化、為朝廷效力的潛質。這些學生需憑藉過人的天資與長期苦讀，經鄉里稱頌、朋友推薦、州府舉薦方能進入國子監，其培養難度與社會價值顯然與齋郎有別。

      韓愈在文中尖銳指出，祭祀雖屬“小事”，卻蘊含著對宗廟社稷的至誠敬意，容不得半點輕忽。齋郎雖職位低微，但其工作需長期訓練方能達到莊肅規範的要求。若讓太學生臨時兼任此職，由於毫無經驗且心思不在此處，必然導致祭祀儀式中“周旋不合度、進退不得宜、思慮不固、容貌不莊”，這實際上是對祭祀的輕慢。更嚴重的是，若強制學生長期承擔齋郎之責，勢必導致其本業荒廢：即“學生之教加少，學生之道益貶”，最終形成“齋郎之實猶在，齋郎之名苟無”的尷尬局面，可謂換湯不換藥的無謂變革。

      韓愈反對這一提議的邏輯清晰而堅決，首先學生與齋郎的職能屬性不可混淆。齋郎之事為體力役使，學生之業為德藝修養。讓憑藉德藝被選拔的人才從事體力勞動，無異於“使君子而服小人之事”，與國家“崇儒勸學、誘人為善”的治國方針背道而馳。其次，祭祀莊嚴不容輕率。祭祀作為傳承千年的禮制，講求“敬之至也”，需專人專職方能體現其神聖性。學生既未受過專門訓練，又難以專心致志，必然損害祭祀的莊嚴感。此外，制度變革應循常理。任何政令修改都應以“利於其舊”為前提，若新辦法不及舊制，則毫無變革意義。以學生代齋郎不僅無益，反而會造成教育體系的紊亂。

      讀罷通篇，我們感覺這篇議論文不僅展現了韓愈縝密的邏輯思維，從職能差異、禮制本質到制度原則層層剖析，更飽含著對太學生群體的深切憐惜。在他看來，學生是國家教化的棟樑，理應專心於經典研習與品德修養，而非被無謂的雜役消耗心力。這種對人才培養的重視、對教育本質的堅守，使其超越了單純的應試文章範疇，成為體現韓愈“文以載道”思想的經典之作。

      時至今日，韓愈反對“用非所長”、強調“各司其職”的理念，仍對教育資源配置與人才使用具有啟迪意義。這篇文章中閃現的人文關懷與現實批判精神，讓我們得以窺見這位古文運動領袖對社會問題的敏銳洞察，以及他始終不變的治世熱忱。

           附原文《省試學生代齋郎議》

      齋郎職奉宗廟社稷之小事，蓋士之賤者也。執豆籩，駿奔走，以役於其官之長；不以德進，不以言揚，蓋取其人力以備其事而已矣。奉宗廟社稷之小事，執豆籩，駿奔走，亦不可以不敬也。於是選大夫士之子弟未爵命者以塞員填闕，而教之行事。其勤雖小，其使之不可以不報也，必書其歲。歲既久矣，於是乎命之以官，而授之以事，其亦微矣哉！

      學生或以通經舉，或以能文稱，其微者，至於習法律、知字書，皆有以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也。自非天姿茂異，曠日經久，以所進業發聞於鄉閭，稱道於朋友，薦於州府，而升之司業，則不可得而齒乎國學矣。然則奉宗廟社稷之小事，任力之小者也；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德藝之大者也，其亦不可移易明矣。

      今議者謂學生之無所事，謂齋郎之幸而進，不本其意；因謂可以代任其事而罷之，蓋亦不得其理矣。今夫齋郎之所事者，力也；學生之所事者，德與藝也。以德藝舉之，而以力役之，是使君子而服小人之事，且非國家崇儒勸學、誘人為善之道也。此一說不可者也。

      抑又有大不可者焉。宗廟社稷之事雖小，不可以不專，敬之至也，古之道也。今若以學生兼其事，及其歲時日月，然後授其宗彞罍洗，其周旋必不合度，其進退必不得宜，其思慮必不固，其容貌必不莊；此無他，其事不習，而其志不專故也。非近於不敬者歟？又有大不可者，其是之謂歟？若知此不可，將令學生恒掌其事，而隳壞其本業，則是學生之教加少，學生之道益貶；而齋郎之實猶在，齋郎之名苟無也。大凡制度之改，政令之變，利於其舊不什，則不可為已，又況不如其舊哉？

      考之於古，則非訓；稽之於今，則非利；尋其名而求其實，則失其宜。故曰：議罷齋郎而以學生薦享，蓋亦不得其理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