窮通在天，行善在人

                 ——讀韓愈《與衛中行書》

      《與衛中行書》是唐代文學家韓愈於貞元十六年（800年）在洛陽創作的散文，收錄於《全唐文》。該文是韓愈經歷汴州、徐州兵亂後，回復友人衛中行書信的復函，反映了中唐士人在宦海沉浮中的處世思考。文章前半部分以自謙回應友人讚譽，剖白仕途雖改善物質境遇，但志在踐行儒家理想而非追逐富貴；後半部分闡釋禍福觀，主張修身存己為要，天命人言則順其自然，提出“存乎己者勉之，存乎天者任之”的處世哲學。全篇通過書信體展現了韓愈對道德操守的堅守，融合個人經歷與哲學思辨，呈現其面對困境時豁達坦蕩的精神境界。由於衛中行寫給韓愈的原信今已不可考，我們但憑韓愈覆信略知其原意云爾。

      在中華文化的星空中，韓愈的《與衛中行書》如同一顆溫潤的明珠，既映照著友人交往的真摯情誼，更凝結著對人生價值的深邃思考。其中“窮通在天，行善在人” 的哲思，穿越千年風雲，依然為當代人提供著安身立命的精神坐標。

      信的開篇，韓愈以謙謙君子之風回應衛中行的盛讚：“所稱道過盛，豈所謂誘之而欲其至於是歟？不敢當，不敢當！” 他坦言自己僅是堅守“交友忠而不反於背面”的本心，“亦其心之所好耳，行之不倦”，這種不矜不伐的態度，恰是儒家“躬自厚而薄責於人” 的生動踐行。

      談及富貴與仕途，韓愈的剖白尤為懇切。從“衣食於人”的困窘，到“豐約百倍”的境況改善，物質條件的劇變並未動搖其初心：“僕之心，或不為此汲汲也，其所不忘於仕進者，亦將小行乎其志耳。”這番自白揭開了士人“達則兼濟天下”的精神密碼：從政非為稻粱謀，而是為踐行心中道義留有空間。

      在禍福觀的闡釋上，韓愈展現出超越時代的辯證思維。他打破“君子必吉，小人必凶”的簡單認知，提出“君子得禍為不幸，而小人得禍為恒；君子得福為恒，而小人得福為幸”的深刻灼見。屈原遭流放而《離騷》傳世，秦檜享富貴卻遺臭萬年，歷史早已印證：德行與境遇未必即時對等，但終將在時間長河中顯現其內在關聯。

      進而，韓愈劃出清晰的人生邊界：“賢不肖存乎己，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名聲之善惡存乎人。”這種三分法的智慧，為現代人提供了極具價值的生活指南。自身品德修養當“勉之”，天命時運與他人評價則“任彼而不用吾力”。這種處世哲學，既避免了消極宿命論的頹廢，又擺脫了功利主義的偏執。

      面對衛中行“命之窮通，自我為之”的觀點，韓愈提出更圓融的見解：“以道德為己任，窮通之來，不接吾心。”這絕非消極避世，而是將價值錨點從外在境遇轉向內在操守。正如孔子周遊列國屢遭困厄，卻始終“知其不可而為之”，這種“謀道不謀食”的堅守，恰是中華文明最堅韌的精神基因。

      信末“窮居荒涼，草樹茂密”的境況描寫，更將抽象哲理化為具象生活。在“出無驢馬，因與人絕”的孤寂中，韓愈依然能“一室之內，有以自娛”，這種安貧樂道的修為，正是“行善在人”最生動的註腳：無論外在境遇如何，始終保持內心的丰姿與自足。

      穿越千年回望這封書信，韓愈的智慧愈發顯現其當代價值。在這個焦慮與浮躁並存的時代，“窮通在天” 教我們接納無常，“行善在人”則賦予我們主動作為的勇氣。當我們將目光從外界的評價體系收回，專注於“存乎己者”的修為，便會懂得：真正的價值不在於命運的饋贈，而在於始終如一地堅守心中的道義準繩。

        附原文《與衛中行書》

      大受足下：辱書，為賜甚大，然所稱道過盛，豈所謂誘之而欲其至於是歟？不敢當，不敢當！其中擇其一二近似者而竊取之，則於交友忠而不反於背面者，少似近焉。亦其心之所好耳，行之不倦，則未敢自謂能爾也。不敢當，不敢當！

      至於汲汲於富貴以救世為事者，皆聖賢之事業，知其智能謀力能任者也。如愈者又焉能之？始相識時，方甚貧，衣食於人；其後相見於汴、徐二州，僕皆為之從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時，豐約百倍，足下視吾飲食衣服，亦有異乎？然則僕之心，或不為此汲汲也，其所不忘於仕進者，亦將小行乎其志耳。此未易遽言也。

      凡禍福吉凶之來，似不在我。惟君子得禍為不幸，而小人得禍為恒；君子得福為恒，而小人得福為幸：以其所為似有以取之也。必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者，不可也。賢不肖存乎己，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名聲之善惡存乎人。存乎己者，吾將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焉，其所守者，豈不約而易行哉！足下曰：“命之窮通，自我為之”，吾恐未合於道。足下征前世而言之，則知矣；若曰以道德為己任，窮通之來，不接吾心，則可也。

      窮居荒涼，草樹茂密，出無驢馬，因與人絕，一室之內，有以自娛。足下喜吾復脫禍亂，不當安安而居、遲遲而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