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而不同，行君子之道

                 ——讀韓愈《答張籍書》

      韓愈《答張籍書》作於貞元十三年（797年），當時作者佐董晉於汴州。此前，張籍曾寫《上韓昌黎書》，批評作者喜博塞，好為無實駁雜之說，與人辯論不肯服輸，並認為排釋老不如著书。於是作者寫下這封書信，在復信中一一答復張籍。作者在文中針對張籍的責備與指摘一一進行答復或給予照應，態度鮮明地闡述了他對著书傳世等問題的看法。文章語言質樸，跌宕多姿，氣勢充沛

，體現了韓愈作文的一貫風格。

      在中唐思想交鋒的壯闊畫卷中，韓愈與張籍的往返書簡恰似兩顆交相輝映的星辰，既照亮了儒家道統的傳承脈絡，也彰顯了士人交往中“和而不同”的君子風範。細品韓愈《答張籍書》兩篇，不僅能窺見兩位文人在排佛老、興聖道等議題上的深刻思辨，更能體悟到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在堅守原則與尊重差異之間的智慧平衡。

      張籍致韓愈的兩封書信，以其一貫的剛勁文風直擊核心。他敏銳指出：自漢衰以來，浮屠之法與黃老之術漸趨熾盛，已嚴重侵蝕聖人之道。作為儒學復興的關鍵人物，韓愈理應傚彷孟子辟楊墨、揚雄辨異端的壯舉，早日著书立說以正人心。在張籍看來，韓愈當時的某些行為：如沉迷於“駁雜無實”的談謔、論辯時“不容人之短”的好勝姿態，近似參與博塞之戲——均與“弘聖人之道”的使命相悖。這種近乎嚴苛的規勸，既體現了張籍對儒學復興的迫切期待，也飽含著朋友間“望之甚切”的真誠關懷。

      面對如此尖銳的批評，韓愈的回應展現了一代文宗的胸襟與智慧。在《答張籍書》中，他首先釐清了“傳道之途”的本質：傳播聖人之道並非衹有著书一途，口頭宣講與筆墨著述本無優劣之分。他以孟子為例：《孟子》一書實由弟子輯錄而成，卻不妨礙其成為儒學經典，說明“化當世莫若口，傳後世莫若書”的辯證關系。更值得注意的是，韓愈提出“俟五六十為之”的著书计划，絕非消極拖延，而是基於對學術嚴謹性的敬畏：“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吾於聖人，既過之猶懼不及”，這種“恐其少過”的審慎態度，恰是對道統傳承的深層負責。

      對於張籍詬病的“駁雜之譏”與“好勝之嫌”，韓愈的辯解更見其思想鋒芒。他坦言論辯時的“不能下氣”，實則是“好己之道勝”而非“好己勝”.這裏的“道”，正是孔孟以來的儒家正統。在佛老思想已“行乎中土六百年”的現實下，若不能堅定捍衛聖人之道，便無從談復興大業。至於“戲言”之事，他援引《詩經》“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與《禮記》“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的古訓，說明適度的詼諧不僅無傷於道，反而是調節心性的必要方式。這種在原則問題上寸步不讓、在具體方式上靈活通達的態度，正是“和而不同”的生動詮釋。

      通觀二人往復論辯，最動人者莫過於其“爭而不傷”的君子之交。張籍雖言辭峻切，卻始終以“執事”相稱，保持著對同道的基本尊重；韓愈雖堅守己見，卻也坦言“商論不能下氣，或似有之”，展現了自我反思的勇氣。他們的分歧從未觸及根本立場，都以復興儒學為己任，衹是在具體路徑與行事風格上各有堅持。這種“目標同向而方法各異”的互動模式，恰是“和而不同”最珍貴的實踐形態：既不因共識而泯滅個性，也不因差異而消解同心。

      將這種交往智慧投射於當代語境，其啟示意義愈發鮮明。在學術研究中，唯有像韓張二人那樣既堅持真理又尊重異見，才能避免陷入門戶之見的窠臼；在文化交流中，若能秉持“和而不同”的胸懷，便能在堅守自身文化根脈的同時，汲取其他文明的養分；而在日常交往中，這種“爭理不爭氣”的態度，更是維繫真誠关系的重要基石。

      韓愈與張籍的書簡對話，早已超越了個人恩怨的範疇，成為中國文化中“君子之爭”的典範。他們用筆墨踐行的“和而不同”之道，不僅守護了儒學在中唐的傳承火種，更為後世樹立了如何在堅守原則中保持包容、在尊重差異中凝聚共識的精神坐標。這種跨越千年的智慧，至今仍在指引著我們如何在多元碰撞中堅守本心，在求同存異中砥礪前行。

           附：韓愈《答張籍》二書

                 答張籍書

　　愈始者望見吾子於人人之中，固有異焉；及聆其音聲，接其辭氣，則有願交之志。因緣幸會，遂得所圖，豈惟吾子之不遺，抑僕之所遇有時焉耳。近者嘗有意吾子之闕焉無言，意僕所以交之之道不至也。今乃大得所圖，脫然若沉疴去體，灑然若執熱者之濯清風也。然吾子所論：排釋老不若著书，囂囂多言，徒相為訾。若僕之見，則有異乎此也。夫所謂著书者，義止於辭耳。宣之於口，書之於簡，何擇焉？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歿，其徒萬章、公孫醜相與記軻所言焉耳。僕自得聖人之道而誦之，排前二家有年矣。不知者以僕為好辯也，然從而化者亦有矣，聞而疑者又有倍焉。頑然不入者，親以言諭之不入，則其觀吾書也，固將無得矣。為此而止，吾豈有愛於力乎哉？然有一說：化當世莫若口，傳來世莫若書。又懼吾力之未至也。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吾於聖人，既過之猶懼不及，矧今未至，固有所未至耳。請待五六十然後為之，冀其少過也。吾子又譏吾與人人為無實駁雜之說，此吾所以為戲耳，比之酒色，不有間乎？吾子譏之，似同浴而譏裸裎也。若商論不能下氣，或似有之，當更思而悔之耳。博塞之譏，敢不承教！其他俟相見。薄晚須到公府，言不能盡。愈再拜。

           重答張籍書

　　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以至於道者，浚其源，導其所歸，溉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者之所辭讓，況於愈者哉？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

　　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然後其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及公卿輔相，吾豈敢昌言排之哉？擇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吾悖，其聲嘵嘵。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為狂為惑。其身之不能恤，書於吾何有？夫子，聖人也，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週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年有餘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及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及乎揚雄，亦未久也。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為之哉！其為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餘所以不敢也。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為書。書者，皆所為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俟五六十為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為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其何遽戚戚於吾所為哉！

　　前書謂我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勝者然。雖誠有之，抑非好己勝也，好己之道勝也；非好己之道勝也，己之道乃夫子、孟子、揚雄所傳之道也。若不勝，則無以為道。吾豈敢避是名哉！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眾人辯也有矣。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雲乎：「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惡害於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孟君將有所適，思與吾子別，庶幾一來。愈再拜。

           附張籍《上韓昌黎》二書

                 上韓昌黎書

　　古之胥教誨舉動言語，無非相示以義，非苟相諛悅而已。執事不以籍愚暗，時稱發其善，教所不及，施誠相與，不間塞於他人之說，是近於古人之道也。籍今不復以義，是執竿而拒歡來者，烏所謂承人以古人之道歟？頃承論於執事，嘗以為世俗陵靡，不及古昔，蓋聖人之道廢弛之所為也。宣尼沒後，楊朱、墨翟，恢詭異說，幹惑人聽，孟子作書而正之，聖人之道，復存於世。秦氏滅學，漢重以黃老之術教人，使人浸惑，揚雄作《法言》而辯之，聖人之道猶明。及漢衰末，西域浮屠之法，入於中國，中國之人。世世譯而廣之，黃老之術相沿而熾天下之言善者，唯二者而已矣。昔者聖人以天下生生之道曠，乃物其金木水火土穀藥之用以厚之；因人資善，乃明乎仁義之德以教之，俾人有常，故治生相存而不殊。今天下資於生者，咸備聖人之器用；至於人情，則溺乎異學，而不由乎聖人之道，使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義沈於世，而邦家繼亂，固仁人之所痛也。自揚子云作《法言》，至今近千載，莫有言聖人之道者，言之者惟執事焉耳。習俗者聞之，多怪而不信，徒推為訾，終無裨於教也。執事聰明文章，與孟子、揚雄相若，盍為一書以興存聖人之道，使時之人、後之人，知其去絕異學之所為乎？曷可俯仰於俗，囂囂為多言之徒哉？然欲舉聖人之道者，其身亦宜由之也。比見執事多尚駁雜無實之說，使人陳之於前以為歡，此有以累於令德。又商論之際，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尚勝者，亦有所累也。先王存六藝，自有常矣，有德者不為，猶以為損，況為博塞之戲，與人競財乎？君子固不為也。今執事為之，以廢棄時日，竊實不識其然。且執事言論文章，不謬於古人，今所為或有不出於世之守常者，竊未為得也。願執事絕博塞之好，棄無實之談，宏廣以接天下士，嗣孟子、揚雄之作，辨楊、墨、老、釋之說，使聖人之道，復見於唐，豈不尚哉！籍誠知之，以材識頑鈍，不敢竊居作者之位，所以咨於執事而為之爾。若執事守章句之學，因循於時，不朽之盛事，與夫不知言，亦無以異矣。籍再拜。

　　         上韓昌黎第二書

　　籍不以其愚，輒進說於執事，執事以導進之分，復賜還答，曲折教之，使昏塞者不失其明。然猶有所見，願復於執事，以畢其說焉。夫老、釋惑乎生人久矣，誠以世相沿化，而莫之知，所以久惑乎爾。執事才識明曠，可以任著书之事，故有告焉。今以為言諭之不入，則觀書亦無所得，為此而止，未為至也。一處一位在一鄉，其不知聖人之道，可以言諭之，不入乃捨之，猶有已化者為證也。天下至廣，民事至眾，豈可資一人之口而親諭之者？近而不入則捨之，遠而有可諭者，又豈可以家至而說之乎？故曰莫若為書。為書而知者，則可以化乎天下矣，可以傳於後世矣。若以不入者而止為書，則為聖人之道奚傳焉？士之壯也，或從事於要劇，或旅遊而不安宅，或偶時之喪亂，皆不皇有所為，況有疾疚吉凶虞其間哉？是以君子汲汲於所欲為，恐終無所顯於後。若皆待五六十而後有所為，則或有遺恨矣。今執事雖參於戎府，當四海弭兵之際，優游無事，不以此時著书，而曰俟後，或有不及，曷可追乎？天之與人性度已有器也，不必老而後有或立者。昔顏子之庶幾，豈待五六十乎？執事目不睹聖人而究聖人之道，材不讓於顏子矣，今年已逾之，曷懼於年未至哉？顏子不著书者，以其從聖人之後，聖人已有定制故也，若顏子獨立於世，必有所云著也。古之學君臣父子之道，必資於師，師之賢者，其徒數千人，或數百人，是以沒則紀其師之說以為書，若《孟子》者是已，傳者猶以孟子自論集其書，不雲沒後其徒為之也。後孟子之世發明其學者，揚雄之徒，咸自作書。今師友道喪，浸不及揚雄之世，不自论著以與聖人之道，欲待孟子之門人，必不可冀矣。君子發言舉足，不遠於理，未嘗聞以駁雜無實之說為戲也，執事每見其說，亦拊呼笑，是撓氣害性，不得其正矣。苟正之不得，曷所不至焉？或以為中不失正，將以苟悅於眾，是戲人也，是玩人也，非示人以義之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