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排眾議，披沙穫金

           ——《陶淵明集序》鈔記

      陶淵明生前和身後九十年間，其作品默默無聞，幾乎亡佚。之後，僅《詩品》列為中品。陶淵明逝世百年後，蕭統收錄陶淵明詩文並編纂成《陶淵明集》，是為我國第一部文人專集。蕭統親為陶集作序，並為陶淵明編寫傳記。《陶淵明集序》高度讚揚陶淵明人格與作品，從此一個偉大的詩人和一集偉大的作品，便昭示於文壇。

      《序》文論述陶淵明歸隱的社會原因時說：“齊謳趙舞之娛，八珍九鼎之食，結駟連鑣之游，侈袂執圭之貴，樂則樂矣，憂亦隨之。何倚伏之難量，亦慶吊之相繼。智者賢人居之，甚履薄冰；愚夫貪士競此，若泄尾閭。”這正是當時社會的生動寫照。盡情的聲色之娛，精美的飲食享受，盛大的出游，顯赫的地位，可謂極盡人間之樂也，然而傾刻間喪身斃命，榮華富貴頓時化為烏有。在這貪士蜂爭的社會，智者賢人如履薄冰，歸隱便是合情顧理的事了。

      《序》云：“其文章不群，詞采精拔；跌宕昭章，獨超眾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陶淵明詩文雖然蓋世，卻百年之後方遇知音。蕭統此評一出，如空谷足音，即成千年不刊之論。蕭統超越常人的文學眼光就在於，他徹底突破了顏延之《陶征士誄》、沈約《宋書·隱逸傳》等只讚揚陶淵明人品的囿限，在鍾嶸屈列陶詩為“中品”之後，第一次給陶淵明作品這樣高度評價。

      “文章不群”、“獨超眾類”，是蕭統對陶淵明作品的總評價。在這之前，由於陶淵明人微言輕，作品內容和風格又與時流迥異，其遭遇非常冷落。顏延之是當時文壇領袖，又是陶淵明生前好友，按理對陶淵明作品應清楚不過了，然而在《陶徵士誄》中僅“學非稱師，文取指達”一句而已。大約出於“誄”這種文體要求，非要提一下生前治學成就不可，由此可見其作品為時人所不屑。沈約《宋書》把陶淵明作隱君子立傳，於陶淵明作品無一涉及。甚至在《謝靈運傳》裏歷數一代著名詩人時，對陶淵明詩文仍未論及。《詩品》是評陶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捩點，鍾嶸把陶淵明詩列為中品，對陶淵明以“詩人”稱謂，陶淵明總算是個“文聯”的重要成員了。這是陶淵明逝世九十年後的事了。《詩品》雖然對陶詩讚揚的話較多，但分析欠妥，評價也不高。在陶淵明逝世整整一百年後，蕭統獨具慧眼，筆下波瀾，“文章不群”，“獨超眾類”，“莫之與京”，橫波傍流，干雲直上，寥寥數語，確立了陶淵明在文學史上的崇高地位。

      “詞采精拔，跌宕昭章”（“跌宕”這裏是放縱的意思）；“抑揚爽朗，莫之與京”主要是對陶淵明作品風格的評價。這個評價是很準確的，抓住了陶淵明作品的主要風格特點。鍾嶸《詩品》就記載“世歎其質直”，甚至時人以“田家語”相譏。在“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字之奇”文風熾盛的時代，蕭統越過鍾嶸，熱情褒揚陶淵明作品直抒胸臆，任其自然，爽朗精拔，無與倫比，這既需要眼光，又需要勇氣和不懷偏見。我們看《昭明太子集》他自己的詩文，以及他主持編訂的《文選》選文標準，就和陶淵明旨趣有異。他主張“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也就是說作品要善用典故成辭，善用形容比喻，辭采要精巧華麗，他自己的詩文確也大多如此。就《序》文來說，全文不足八百字，卻用典近五十處。然而，他卻有包容不同風格作品的襟懷。

      “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這是蕭統對陶淵明作品內容的肯定，蕭統認為，陶淵明作品有留心政局、針砭時事的內容，而且這類詩想一想則可知其所指。蕭統這些提示，對後人分析《述酒》等啞謎式的詩起了指點迷津的作用。陶淵明並非生來就是一個隱士，他有少年的理想，盛年的壯懷。“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游。誰言行遊近？張掖至幽州。”（《擬古》）張掖和幽州，一西一東，皆為當時北方政權治地。一個希望建功立業拚搏遼遠沙場的熱血青年形象躍然紙上。“先師遺訓，余豈之墜。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榮木》）壯心不已，感人至深。陶淵明詩文之所以千百年來獲得不同階層不同思想的人喜愛，關鍵在“論懷抱則曠而且真”。“真”，是他做人準則，更是他做詩準則。蕭統道出了他詩文最高美學境界。

      “橫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是對陶淵明作品斷代地位和時代意義十分準確而又崇高的評價。明人王廷幹對此理解殊深：“元亮遠心曠度，氣節不群，力振頹風，直超玄乘。遭時不遇，遂解綬歸田。賦詩見志，不煩繩削，而有渾然天成之妙。恢之彌廣，按之愈深。信儒者之高品，詞林之獨步也。梁昭明曰：‘橫素波而傍流，幹青雲而直上。’”（《靖節先生集跋》）清人胡鳳丹也有類似的評價：“夫詩中之有靖節，猶文之有昌黎也。文必如昌黎，而後可以起八代之衰；詩亦必如靖節，而後可以式六朝之靡。”（《六朝四家全集序》）魏晉風度，人文覺醒，但清談析理，玄風熾盛；佛理廣播，人們競尚沙門；堆砌典故，馳騁文辭等唯心主義、虛無主義和形式主義的迷霧，彌漫社會，籠罩文壇。陶淵明詩文出，如蕭統所說，似滔滔清流橫絕江河，若一束平地而起的清輝直射雲霄。“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境界，“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的理想，“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的心境，“曖曖遠人村，依依墟裏煙”的幽美，“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的熱情，“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的遺恨，隨便拈一些，便覺率直清爽，是同時代其他詩人難以企及的。蕭統生活在那個時代，又是嗣位太子，身在重重迷霧中，卻識廬山真面目。

      需要指出的，蕭統拘於漢儒賦必諷勸的認識，認為陶淵明的《閒情賦》“卒無諷諫”，是“白璧微瑕”，並為之惋惜。這種看法是偏頗的。《閒情賦》是陶淵明惟一的愛情文章，被魯迅稱之為“堅實而有趣的作品”（《致增田涉》）。《閒情賦》雖為自我”閒正“之作，但對愛情的殷切希望與熱烈追求，具有衝决禮教羅網的意義。同時，我們不能簡單地把它看成一般的愛情作品。在這個夢幻的愛情天國裏，其十“悲”十“願”，正是作者探索人生之後理想抱負幻滅的內心巨大痛苦的曲折反映。

      《序》文裏說：“余愛嗜其文，不能釋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時。故更加搜求，粗為區目。……並粗點定其傳，編之於錄。”愛嗜其詩文，崇尚其品德，出自太子筆下，既是編集的根本出發點，也是《陶淵明集》傳播的重要原因。

      蕭統受業於文壇領袖沈約，又與當時著名文學家文藝理論家劉勰、鍾嶸、劉孝綽、王筠等交往密切。《南史卷五十三》載：“太子生而聰睿，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遍讀《五經》，悉通諷誦。……讀書數行並下，過目皆憶。”同傳描寫東宮文學盛況：“（太子）引納才學之士，賞愛無倦，恒自討論墳籍。或與學士商榷古今，繼以文章著述，率以為常。於時東宮有書幾三萬卷，名才並集，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未之有也。”名師教誨，天資聰睿，自小鋪就深厚文學功底；結納一流文士，砥礪切磋，形成他敏銳而又深遠的文學眼光。

      蕭統論文，主張形式內容並重。在《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裏說：“夫文典則累野，麗亦傷浮。能麗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質彬彬，有君子之致，吾嘗欲為之，但恨未逮耳。”他欲以高雅而又深沉的內容，質樸的風格和優美的文辭來矯正時弊。時天下紛爭，人心動亂，文章內容空虛，形式浮華。陶淵明與世無爭，心氣平和，詩文質樸率真，“此翁豈作詩，直寫胸中天”（元好問《繼愚軒和黨承旨雪詩》），文辭“質而實綺，臞而實腴”（蘇軾）。陶淵明詩文的確“文質彬彬”，有“君子之致”，正符合蕭統的文學理念。為之編集序文，不單出於個人愛好，更有助風教。

      這裏還要特別指出的是，蕭統不懷信仰偏見，有嚴謹的治學態度。陶淵明受莊子唯物主義自然觀影響，基本上是個唯物主義者。而蕭統則是一個有神論者，他和神僊道教有極深的家世淵源关系，又是一個虔誠的佛教信仰者。原來，蕭統的父親梁武帝早年信奉神僊道教，後雖改宗皈依佛門，卻仍是三教兼弘。蕭統的老師沈約也是一個世代相傳的道教徒，至死信奉神僊。蕭統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南史·卷五十三》載：“（梁武）帝大弘佛教，親自講說。太子亦素信三寶，遍覽眾經，乃宮內別立‘慧義殿’，專為法集之所，招引名僧，自立三諦法義。”《昭明太子集·令旨解三諦義》就是記載蕭統答各寺名僧咨“真諦”、“俗諦”之義旨的文章。可是陶淵明《飲酒》詩直斥佛教因果報應說不過是“空言”而已。《形影神》則是批判佛教大師慧遠《形盡神不滅論》、《萬佛影銘》等佛教義理的著名的“神滅論”文章。《形影神》還說：“誠願游昆華，邈然茲道絕。”直斥神僊道教的虛偽性。然而，蕭統都忠實地把這些作品編錄入集，這在那個思想鬥爭異常激烈互相攻訐落難的時代是多麼難能可貴。

      “嘗謂有能讀陶淵明之文者，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豈止仁義可蹈，爵祿可辭！不勞復傍游太華，遠求柱史，此亦有助於風教爾。”蕭統作為太子，欲匡正風氣，教化百姓，其用心可謂良苦，但他也許誇大了一個文人集子的功用。憑詩文一集，來改造那些馳競者、鄙吝者、貪夫及懦夫，著實可疑。但一千多年來，各個時代的眾多有成就的作家，都受陶淵明正直率真、光明竣潔的人格影響，都企羨他無與倫比的創作藝術，這比蕭統的“有助風教”的初衷已勝出千里。

           附原文《陶淵明集序》

      夫自炫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不忮不求者，明達之用心。是以聖人韜光賢人遁世。其故何也？含德之至，莫逾於道；親己之切，無重於身。故道存而身安，道亡而身害。處百齡之內，居一世之中，倏忽比之白駒，寄遇謂之逆旅，宜乎與大塊而盈虛，隨中和而任放，豈能慼慼勞於憂畏，汲汲役於人間！

      齊謳趙舞之娛，八珍九鼎之食，結駟連騎之榮，侈袂執圭之貴，樂既樂矣，憂亦隨之。何倚伏之難量，亦慶吊之相及。智者賢人，居之甚履薄冰；愚夫貪士，競之若洩尾閭；玉之在山，以見珍而終破；蘭之生谷，雖無人而自芳。故莊周垂釣於濠，伯成躬耕於野，或貨海東之藥草，或紡江南之落毛。譬彼鴛雛，豈競鳶鴟之肉；猶斯雜縣，寧勞文仲之牲，至於子常、寧喜之倫，蘇秦、衛鞅之匹，死之而不疑，甘之而不悔。主父偃言：“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卒如其言，豈不痛哉！又楚子觀周，受折於孫滿；霍侯驂乘，禍起於負芒。饕餮之徒，其流甚眾。

      唐堯，四海之主，而有汾陽之心；子晉天下之儲，而有洛濱之志。輕之若脫屣，視之若鴻毛，而況於他人乎？是以至人達士，因以晦跡。或懷釐而謁帝，或披褐而負薪，鼓楫清潭，棄機漢曲。情不在於眾事，寄眾事以忘情者也。

      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為跡者也。其文章不群，辭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眾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為恥，不以無財為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污隆，孰能如此乎？余愛嗜其文，不能釋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時。故加搜校，粗為區目。白璧微瑕，惟在《閒情》一賦。揚雄所謂勸百而諷一者，卒無諷諫，何足搖其筆端？惜哉！亡是可也。並粗點定其傳，編之於錄。

      嘗謂有能觀淵明之文者，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豈止仁義可蹈，抑乃爵祿可辭？不必傍游太華，此亦有助於風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