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宗貞元十九年（803年）五月，裴均於升為荊南節度使，而楊憑則於貞元十八年（802 年）九月，擔任湖南觀察使。兩人均喜歡文辭，在此任職期間，常有詩歌唱和。後來，他們把這些詩連同其從事、部屬的和詩一起集結起來，命之曰《荊潭酬唱詩》。當是時，他倆雖然官運亨通，但在詩壇上卻無多大名氣，為了擴大影響，於是請求韓愈為他們的詩集作序。

       作為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昌黎，儘管裴均曾對他有過恩遇，他為之作序也是出於回報裴均，然他終不忘作文之大旨。因而發言便是“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歡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發於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性能好之，則不暇以為。”這一立論，十分符合作文規律，人生若不處在偪仄之中，焉能清晰地認識清楚社會與人性的本質，焉能產生驚天地、泣鬼神的作品。記得太史公在《屈原列傳》中說過，“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婬，《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後世有“悲憤出詩人”之說，蓋取自太史公此說也。迄乎老杜問世，爰有“文章憎命達”之說，延及趙宋，歐陽修乃感文章“窮而愈工”也。凡是具有永恆藝術感染力的作品，其作者無不是處在人生厄難之中，窮其努力掙扎而不得解脫，由是乃有驚世之作行焉。是以韓昌黎《送孟東野序》曰：“物不得其平則鳴”；《柳子厚墓志銘》云：“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其文學詞章必不能自力”；《貞曜先生墓志銘》亦曰：“維卒不施，以昌其詩”；《上兵部李侍郎書》又曰：“性本好文學，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奮發乎文章”。這一系列文學創作論之產生，乃是一脈相承，體現了昌黎一貫的文學主張。

       誠然，作為裴均與楊憑兩人，他們官運亨通，掌握的財富也頗為豐富，自然是不會有人生困厄之感的。即便韓愈作序，也不免會道出“德刑之政並勤，爵祿之報兩崇”的話來。然而，韓愈畢竟是本著回報之心來作文，因而只得在他們所謂“勤政”之餘，更添其“存志乎《詩》《書》，寓辭乎詠歌”之佳話。也就是說，裴均與楊憑兩人，非但政績彰著，而且文彩亦照人，是非常難得的地方政務官。至於裴均與楊憑兩人以及其下屬官員間的唱和之作，則未必真如韓愈所說的“搜奇抉怪，雕鏤文字，與韋布里閭憔悴專一之士較其毫厘分寸”了。自古飽漢不知餓漢饑，也從未有過享受福祿的官員能與窮巷韋布去較量毫釐分寸的事，這只是韓愈爲他們美言罷了。至於此集中作品，更未必如韓愈所謂的“鏗鏘發金石，幽眇感鬼神”了。顯然，此集從創作到結集成冊，純然只是為了裝飾裴、楊政績，集中自然是不會有如此佳作出現的。

       然而，有了韓愈的序文覆蓋之，這個集子自然可以堂而皇之地與讀者見面了，這便是裴、楊結集的動機所在。作為韓愈，儘管他主觀上並無阿諛裴均之意，然在客觀上卻有為虎作倀之效，這是不言而喻的。至於裴均本人，他在李唐王朝出將入相十多年，生活荒縱毫無法度，然因他善交權貴，也終得壽終。

              韓愈《荊潭酬唱詩序》

       從事有示愈以《荊潭酬唱詩》者，愈既受以卒業，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歡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發於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性能好之，則不暇以為。今僕射裴公，開鎮蠻荊，統郡惟九；常侍楊公，領湖之南，壤地二千里。德刑之政並勤，爵祿之報兩崇。乃能存志乎《詩》《書》，寓辭乎詠歌，往復循環，有唱斯和，搜奇抉怪，雕鏤文字，與韋布里閭憔悴專一之士較其毫厘分寸，鏗鏘發金石，幽眇感鬼神，信所謂材全而能鉅者也。兩府之從事與部屬之吏屬而和之，苟在編者，咸可觀也。宜乎施之樂章，紀諸冊書。” 從事曰：“子之言是也。” 告於公，書以為《荊潭酬唱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