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公啓事”之所以作為著名的歷史掌故，乃在於它彰顯了選人用才、用人公開的舉士原則，因而頗為後世所稱頌。唐人房玄齡等所纂《晉書》卷四三《山濤傳》曰：“濤再居選職十有餘年，每一官缺，輒啟擬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隨帝意所欲為先。故帝之所用，或非舉首，眾情不察，以濤輕重任意。或譖之於帝，故帝手詔戒濤曰：‘夫用人惟才，不遺疏遠單賤，天下便化矣。’而濤行之自若，一年之後眾情乃寢。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為題目，時稱《山公啟事》。”《山公啟事》鮮明地表現出山濤注重以品行、能力、素質為依據來選拔官吏，表明了其吏治重在治吏，治吏首重詮選的思想。就山濤現存的啟事條疏來看，他所推選的人有不少是為官清正、頗有才幹的賢能之士。山濤銓選的方式頗有魏晉名士品鑒人物之風。首先，在其上奏的條疏中，他都要“各為題目”，將每一位入選之人的品德智能、才情氣質等用寥寥數語加以高度概括的評論，言簡意賅，醒目傳神，與當時所流行的玄學清談和人倫識鑒有著同樣的簡約風致。其次，山濤的選人標準雖然是倚重人物的政治才幹，但從他的擇選中也不難看出，那些能夠通明玄理，具有高情逸韻的“達士”，更為山濤欣賞備至，不忍遺落。

       宋人洪邁也就《晉書》中“山公啓事”以及山濤的《侍中帖》等展開，寫了《山公啓事》一文，然於史學並無建樹，獨於《法帖》品鑒上略有所見。此文一開卷便直接引用《晉書·山濤傳》，而後指出“山公啓事”今時人雖多引用，但很少有人識得“山公啓事”的款式，由是而例舉《法帖》中的《侍中帖》爲據說事。《侍中帖》的全部文字爲“侍中、尚書僕射、奉車都尉、新伯臣濤言：‘臣近啓崔諒、史曜、陳准可補吏部郎，詔書可爾。此三人皆衆所稱，諒尤質止（正）少華，可以敦（洪邁作“崇”）教。雖大化未可倉卒，風尚所勸，為益者多，臣以為宜先用諒，謹隨事以聞。”以上便是“山公啓事”的基本款式，讀完此篇，大致可以瞭解山濤其他“啓事”的格式。洪公認為山濤舉薦的這三人，此後便籍籍無名，既然是眾所稱，應當不是碌碌無為之輩，何以無名呢？其實，洪公所訝，雖然不無道理，然此三人也並非無名。查《晉書》，此三人均有名存其中，《晉書》卷二十曰“黃門侍郎崔諒、荀悝、中書監荀勖、領中書令和嶠、侍郎夏侯湛皆如溥議。”又卷六一《周浚傳》曰：“浚性果烈，以才理見知，有人倫鑒識。鄉人史曜素微賤，眾所未知，浚獨引之為友，遂以妹妻之，曜竟有名於世。”至於陳准，則《晉書》中多處提到其名字，因不贅引。

       洪公最後糾正了舊本《潭帖》中的一處謬誤，他指出舊本《潭帖》雖然爲書家所稱許，但在山濤的這個奏摺中“未可倉卒”之後，竄入了“風筆惻然”四字，顯然是文中蛇足。洪邁然後指出，他所依據的《侍中帖》是臨江本，因無此四字。

              附原文：山公啓事

       《晉書·山濤傳》：“濤再居選職，十有餘年，每一官缺，輙啓擬數人，詔有所向，然後顯奏，随帝意所欲為先。故帝之所用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任意，或譖之於帝。濤行之自若，一年之後，衆情乃寢。濤所奏甄人物。各為題目。時稱《山公啓事》。”此語今多引用，然不得其式。法帖中乃有之，云：“侍中、尚書僕射、奉車都尉、新伯臣濤言：‘臣近啓崔諒、史曜、陳准可補吏部郎，詔書可爾。此三人皆衆所稱，諒尤質止（正）少華，可以崇教。雖大化未可倉卒，風尚所勸，為益者多，臣以為宜先用諒，謹隨事以聞。”觀此一帖，可以槩見。然所啓三人，後亦無聞，既云皆衆所稱，當不碌碌也。舊《潭帖》為識者稱許，以為賢於他本，然於此奏“未可倉卒”之下，乃云“風筆惻然”，全無意義。今所録者，臨江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