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北宋最後一位帝王，宋徽宗在書畫藝術上的成就自然是冠絕古今的，然而在朝政處置上的腐朽度也是亙古未有的。他重用奸相蔡京，借繼承宋神宗新法之名，在都省設講議司，推行的市易法、方田均稅法，不斷改變鹽業、茶葉的專賣制度，改革幣制、完善市舶制等，增加政府財政收入。在政治上持續大規模打擊以元祐黨人為主的不同政見者，最終致使朝廷幾無可用之人。在國家治理方面，將社會救濟規模化、制度化，設居養院、安濟坊、漏澤園，屬得民心之舉。在教育方面，崇寧年間主持“崇寧興學”，要求全國普遍設立地方學校，建立縣學、州學、太學三級相聯系的學制系統；恢復設立醫學，創立算學、書學、畫學等專科學校等。特別是在科舉方面，多方鉗制言論，士子作文中“一言一字稍渉疑忌，必暗黜之”，造成了教育窳敗不堪，真正的士子進取無門。宋人洪邁《容齋三筆》卷十四收有《政和文忌》一篇，詳載徽宗時鉗制士子言論之種種，可為歷史龜鑒。

       蔡京主政以來，他一方面建立起了縣學、州學、太學三級相聯系的學制系統，另一方面又通過科考文忌把關，將具有獨立思想的士子排擠於學府之外。在蔡京門下，羅織了一大批鷹犬，把持學府大門，從而徹底阻塞了有志士子的進取之門。當初有個名叫鮑輝卿的人進言：“當今州縣學校考試，在沒有選拔文章優劣之前，須先行核查文章的時忌文字（大率與今時敏感詞相同）。如果發現文中出現了敏感的時忌文字，哪怕文章寫得再好，也不能錄取。比如說‘停戰以生息民眾，節約費用以使府庫豐盈，廢止不重要的戰役，肅清入仕的隊伍’等話語，在熙寧、元豐與紹聖年間，士子文章使用並不算是禁忌，而今全部納入禁止之例。”這番進言，居然得到了徽宗的認可，立刻在全國學府中推行。

       到了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又有臣下進言：近來考試文章，有的學子運用聖人經典中的文字也需要設有禁忌文字。例如‘大哉堯之为君、‘君哉舜也’’（均見《孟子·滕文公上》），與‘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語見《周書·周官》）、‘吉凶悔吝生乎動’、‘吉凶與民同患’（語見《周易·繫辭上》）等語句，都應該禁止使用。原因是‘哉’與‘災’同音，而‘危亂凶悔’等語彙不是人們所樂聞的，因而全都要回避。當今是不忌諱的朝代，難道還要讓這些詞彙再出現於士子文章中麼？”像這樣荒唐的進言，宋徽宗居然也表認可，並下詔禁止使用上例經典中詞彙。

       有如此荒誕的文章禁忌詞彙列出，自然會將大批正常的學子踢出學府門外，當時的考生無辜受牽累者勢必甚多。洪邁的上述文獻，均出自於《四朝志》這部書中。透過洪邁所舉徽宗朝的種種文禁，足可見出徽宗的荒於政事，他卻大興花石綱等，造成民不聊生，引發農民不斷起義。最終導致靖康之難，金軍攻破東京(今開封)，俘虜了宋徽宗、宋欽宗父子及大量趙氏皇族、後宮妃嬪與貴卿、朝臣等三千余人，押解北上，東京城中公私積蓄為之一空。這樣的結局，對於宋徽宗趙佶來說，自然是罪有應得的，只是苦了大宋的天下子民，讓他們連帶遭受了戰亂與殺戮。

              附原文：政和文忌

       蔡京顓國，以學校科舉箝制多士，而為之鷹犬者又從而羽翼之。士子程文，一言一字稍渉疑忌，必暗黜之。有鮑輝卿者言：“今州縣學考試，未校文學精弱，先問時忌有無，茍語渉時忌，雖甚工不敢取。若曰：‘休兵以息民，節用以豐財，罷不急之役，清入仕之流。’諸如此語，熙、豐、紹、聖間，試者共用不以為忌，今悉絀之，所宜禁止。”詔可。政和三年。臣僚又言：“比者試文，有以聖經之言輒為時忌而避之者，如曰‘大哉堯之為君’、‘君哉舜也’，與夫‘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吉凶悔吝生乎動’、‘吉凶與民同患’，以為‘哉’音與‘灾’同，而危亂凶悔非人樂聞，皆避。今當不諱之朝，豈宜有此？”詔禁之。以二者之言考之，知當時試文無辜而坐黜者多矣，其事載於《四朝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