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佛教史上曾有三五一宗的法難，對佛教事業造成了嚴重的打擊，對於弘法利生造成了毀滅性的破壞。究其實，造成法難的原因既有昏君的暴力干預佛教之因素，也有教中內部不肅的因素所致，另外還與佛教發展過於龐大，乃至寺院經濟傷及皇家經濟，故爾及難焉。宋人洪邁《容齋三筆》卷九收有《僧道科目》一篇，講述了後唐清泰二年對僧道的管理制度。另外還記載了周世宗對僧尼剃度的嚴加約束，製定了出家為僧尼的具體條件，只有符合其條件者方可發給度牒。雖然周世宗的度僧制度頗為嚴苛，但他作為“三五一宗”事件中的“一宗”，並沒有像前“三武”那般對佛教採取簡單的毀滅政策。像前面的北魏太武帝，他在太平真君七年三月，才下詔徹底滅佛，致使堂塔伽藍、佛像經卷全被破壞燒毀，僧尼被迫還俗，編入庶民之中。再如北周周武帝滅佛，致使三百萬的僧道被編入軍民，寺觀經像全被破壞，財產亦沒入國庫。奇特的是卻另建通道觀，由僧道中選出沙門道士一二人，稱為通道觀學士，在觀中服務。至於唐武宗滅佛，則被廢棄的寺院有四千六百座，小寺院（招提蘭若）四萬多所，還俗僧尼凡二十六萬五百人，寺田被沒收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還俗僧及奴婢被列為兩稅戶，須納租稅；佛像佛具則被制作成錢或農具。但在長安、洛陽各留四寺，僧三十人；各州亦存一寺，分為三等，各留僧眾二十人、十人、五人。相對而言，後周的周世宗只是對出家嚴加限制，並未造成如前面三次那般嚴重的打擊，只是對出家者嚴加限制而已。

       我們先看後唐末帝李存珂對佛教的規製，據《舊五代史》卷四七《末帝紀》所載：“辛亥，功德使奏：‘每年誕節，諸州府奏薦僧道，其僧尼欲立講論科、講經科、表白科、文章應制科、持念科、禪科、聲贊科，道士欲立經法科、講論科、文章應制科、表白科、聲贊科、焚修科，以試其能否。’從之。”辛亥便是清泰二年（935年）功德使上奏了佛道所須設立的科目，末帝也批復了，至於是否執行，則史志闕如。洪邁認為，當時朝廷還沒有淪落到出售度牒的地步，因而或許彈性地執行了此法。至於周世宗的毀佛，在《新五代史》卷十二，已有翔實的記載。其文曰：“世宗即位之明年（955年），廢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是時中國乏錢，乃詔悉毀天下銅佛像以鑄錢，甞曰：‘吾聞佛說以身世為妄，而以利人為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於世，猶欲割截，況此銅像！豈有所惜哉！’由是羣臣皆不敢言。”另據《舊五代史·周世宗紀》所載：“男子女子如有志願出家者，並取父母、祖父母處分，已孤者取同居伯叔兄處分，候聽許方得出家。男年十五已上，念得經文一百紙，或讀得經文五百紙，女年十三已上，念得經文七十紙，或讀得經文三百紙者，經本府陳狀乞剃頭，委錄事參軍本判官試驗經文。……兩京、大名府、京兆府、青州各處置戒壇，候受戒時，兩京委祠部差官引試，其大名府等三處，只委本判官錄事參軍引試。如有私受戒者，其本人、師主、臨壇三綱、知事僧尼，並同私剃頭例科罪。應合剃頭受戒人等，逐處聞奏，候敕下，委祠部給付憑由，方得剃頭受戒。”

       對於周世宗的毀佛，固然值得批判，尤其是他毀佛像而鑄錢，更是罪不容赦。但他所設立的出家制度，雖然是有些嚴格，但要遠勝北周的“通道觀”。如果經過嚴格地加以甄別之後方允出家，則可保證出家群體的素質，也可杜絕因生計或犯罪而遁入空門的陋習重演。果能背得佛經百紙，哪怕是背得一卷佛經，也要勝過對佛教完全不懂便剃頭為僧。如果能閱讀佛經三百頁，那自然不是一般文盲所能為，這樣勢必提高了出家人的文化素質。如果將周世宗出家的限制調整到合理的程度，則仍不失為規製出家者的良策，因而我們在批判周世宗的同時，也可以採納其合理部分。至於像洪邁所說的“只納錢於官，便可出家也”，那與出售度牒又有何異？果然如此下去，則出家群體的素質將每況愈下，也很不利於續佛慧命，也很難維繫佛教的健康發展。

               附原文

              僧道科目

       唐末帝清泰二年二月，功徳使奏：“每年誕節，諸州府奏薦僧道，其僧尼欲立講論科、講經科、表白科、文章應制科、持念科、襌科、聲贊科；道士經法科、講論科、文章應制科、表白科、聲贊科、焚修科，以試其能否。”從之。此事見《舊五代史記》，不知曽行與否，至何時而罷也，盖是時猶未鬻賣祠部度牒耳。周世宗廢併寺院，有詔約束云：“男年十五以上，念得經文一百紙，或讀得五百紙；女年十三以上，念得經文七十紙，或讀得三百紙者，經本府陳狀，乞剃頭，委録事參軍，本判官試驗。兩京、大名、京兆府、青州各起置戒壇，候受戒時，兩京委祠部差官引試，其三處祇委判官，逐處聞奏。侯勑下委祠部給付憑由，方得剃頭受戒。”其防禁之詳如此，非若今時只納錢于官，便可出家也。念經、讀經之異，疑為背誦與對本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