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唐王朝三百餘年中，其間頗有作為的君王，殆太宗李世民與玄宗李隆基而已。然兩位君王雖政績斐然，而其首施委實不同，太宗之容留則天，玄宗之寵玉環，均有喪國之危矣。以故宋人洪邁《容齋續筆》卷十六收有《唐二帝好名》一篇，則太宗之毀鵲巢與玄宗之焚珠玉錦綉，既有糾正國風之功，亦有釣譽於世之嫌。

關於唐太宗的毀鵲巢一事，不見於新舊《唐書》，然在《資治通鑒·唐紀九》頗有記載。其文曰：“嘗有白鵲構巢於寢殿槐上，合歡如腰鼓，左右稱賀。上曰：‘我常笑隋煬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命毀其巢，縱鵲於野外。”作為鵲鳥，其毛色多黑，然在太宗寢殿前槐樹上構巢之鵲竟然是白毛，這一怪異立馬引起了朝堂慣於拍馬屁的朝臣之群賀。然太宗並不接受左右的朝賀，他疇昔曾誅殺了慌造祥瑞而邀高官者高德儒，他本人自是不會步煬帝之後塵而好祥瑞的。在洪邁看來，不好祥瑞之兆固然很好，然其處理方式可以不理這白鵲，也可以驅走白鵲，但沒有必要興毀巢之舉。

唐玄宗剛即位的時候，認為當時的社會風習過於奢靡，由是下令銷毀金銀器玩以充軍國之資；焚毀珠玉錦繡於殿前，俾天下不得再採購織造，並裁撤了兩京織錦坊。對於玄宗的此舉，新舊《唐書》並未明載，唯《資治通鑒·唐紀二十七》頗載此事。其文曰：“上以風俗奢靡，秋，七月，乙未，制：‘乘輿服禦、金銀器玩，宜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羿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錦繡。’戊戌，敕：‘百官所服帶及酒器、馬銜、鐙，三品以上，聽飾以玉，四品以金，五品以銀，自餘皆禁之；婦人服飾從其夫、子。其舊成錦繡，聽染為皁。自今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織錦繡等物，違者杖一百，工人減一等。’罷兩京織錦坊。”糾正社會奢靡之風固然甚是，但沒必要將珠玉錦繡焚毀於殿前，廢止大臣穿戴即可。至於裁撤兩京織造坊，固然可行，但也可以考慮讓織造坊不再生產高端紡織品即可，難道是專用此舉以使天下家知户曉嗎？然而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玄宗此舉的首施兩端，他後期寵幸楊玉環，其生活之奢靡與其初登基之時有過之而無不及。對此，《資治通鑒·唐紀三十一》載之頗詳，其文曰：“楊貴妃方有寵，每乘馬則高力士執轡授鞭，織繡之工專供貴妃院者七百人，中外爭獻器服珍玩。嶺南經略使張九章，廣陵長史王翼，以所獻精美，九章加三品，翼入為戶部侍郎；天下從風而靡。民間歌之曰：‘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門楣。’”玄宗為了讓楊玉環吃上新鮮荔枝，不惜動用國家驛站快馬驅馳，真是不惜耗盡國力以奉一女人。前後對比，玄宗如此首施，令洪邁也驚訝“明皇之始終，一何不同如此哉”。

作為帝王，不崇信祥瑞，以腳踏實地的方式求賢治國，自然是明君之舉。糾正奢靡之風固然很好，但並無焚毀珠玉錦綉的必要，明令禁止即可。由此可見，無論是太宗，抑或是玄宗，都不免有市名之嫌。因而洪邁認為：“治道貴於執中，是二者懼不可以為法。”也就是説，太宗與玄宗之舉，雖然是明君之舉，但並不足以為後世所法。古語曰：名者實之賓；《孟子·盡心下》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趙岐注曰：“好不朽之名者，輕讓千乘，伯夷、季札之類是也。誠非好名者，爭簞食豆羮變色，訟之致禍，鄭公子染指魭羮之類是也。”真為天下萬世所法者，自然超越了名聲與利益兩邊，而是一種純利樂天下子民的善舉。若以這樣的標凖來評判帝王，太宗的毀鵲巢與玄宗的焚毀珠玉錦綉，皆不足以為萬世所法。

  附原文

唐二帝好名

唐貞觀中，忽有白鵲營巢於寝殿前槐樹上，其巢合歡如腰鼓。左右拜舞稱賀，太宗曰：“我常笑隋煬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乃命毁其巢，放鵲於野外。明皇初即位，以風俗奢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令有司銷毁，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天下毋得復采織，罷兩京織錦坊。予謂二帝皆唐之明主，所言所行，足以垂訓於後，然大要出於好名。鵲巢之異，左右從而獻諛，叱而去之可也，何必毁其巢？珠玉錦繡，勿珍而尚之可也，何必焚之殿前？明以示外，使家知户曉哉！治道貴於執中，是二者懼不可以為法。其後楊貴妃有寵，織繡之工，專供妃院者七百人，中外爭獻器服珍玩。嶺南經略使張九臯、廣陵長史王翼，以所獻精靡，九臯加三品，翼入為户部侍郎。天下從風而靡，明皇之始終，一何不同如此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