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李義山的《錦瑟》著實寫得尖新雋逸，令後人誦之不禁潸然，蓋其意境亦如“蘭田石暖，良玉生煙”也。若案李商隱詩所說，則瑟的絃數當為五十，然自古以來，未曾有人見過五十絃之瑟也。以故紀昀在《四庫全書提要·瑟譜》中亦曰：“然樂律一門，諸家著録，琴譜為多，瑟則東晉之初尚有《桓伊歌》，曹植詩事以後，傳者寥寥。錢起所云“二十五絃彈夜月”、李商隱所云“錦瑟無端五十絃”者，特詩人寄興之詞，不必真有其事。”宋人洪邁《容齋續筆》卷七，也收有《五十絃瑟》一文，對於瑟這種古代器樂的絃數做了翔實的考證，得出瑟自古但有二十五絃者，並無五十絃之說。

      洪公此文先引李商隱詩之“五十絃”，然後指出這不過是唐人令狐淘丞相的侍兒小名，但這一說法畢竟出自寓言，並不足以說明五十絃的源起。由是，洪公便援引古文獻來考證瑟，他首先引用了劉昭《釋名》，此劉昭殆南朝雕梓艺人，然不知其有著作《釋名》一事，若要泝源《釋名》一書，應當是東漢劉熙所譔。今查《釋名》卷七《釋樂器》，有“瑟，施絃張之瑟，瑟然也”之記載。至於洪公所云“師延所作靡靡之樂，盖空國之侯所作也”者，遍稽《四庫》無果，但於《海錄碎事》卷十六找到了這段文字。在唐人段安節所譔《樂府雜錄》中，有“箜篌乃鄭衞之音，以其亡國之聲，故號空國之侯，亦曰坎侯”之記載。在唐人吳兢所作《樂府古題要解》中，載有“漢武依琴造坎侯，言坎坎應節也，後訛為箜篌”之事。在司馬遷《史記·封禪書》中，載有“其春（前111年），既滅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尚有鼓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弦。’於是塞南越，祷祠太一、后土，始用乐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及空侯、琴、瑟，自此起。”《史記集解》引應劭云：“武令樂人侯調始造此器。”班固的《漢書·郊祀志》也載有此事，曰：“益召歌兒作二十五絃及空侯、瑟，自此起。”唐人顏師古注《漢書》，並沒有採納應劭的註釋，那麽箜篌與瑟的本原瞭然可曉。儘管劉昭與吳兢的治學博洽，也經不起深究，況且“空”原本不是國名，所為“空人之侯”的說法頗為穿鑿，因不可取。以故唐人徐堅《初學記》與宋人李昉等所編《太平御覽》所錄器樂，對於此說也闕而不錄。儘管還有許多關於五十絃的傳說，諸如《事物紀原》卷二援引《世本》，謂“庖犧氏作瑟五十絃，後黄帝使素女鼓瑟，哀不自勝，破為二十五絃，具二均聲。”此等說法皆是傳聞，並無信史可徵，因而不足據也。

      洪公在釐清歷代關於瑟五十絃之說以後，便徑直援引《莊子·徐無鬼》中莊子與惠子對話所涉“二十五絃”事，足以說明瑟這種器樂自古便是二十五絃，並無五十絃之說。關於《莊子》的這段話，原文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為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為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清人郭慶藩注曰：“無聲則無以相動，有聲則非同不應，今改此一絃而二十五絃皆動，其以急緩為調也。”這也是說，聲律偕同則動一絃便二十五絃俱應。《莊子》成書於戰國年間，比起劉昭、吳兢等人來說要早了很多，前人已經見證了的事物，後人儘管扯出許多枝蔓來，終歸還是與二十五絃之瑟毫不相干的。

               附原文

           五十絃瑟

    李商隱詩云：“錦瑟無端五十絃。”說者以為錦瑟者，令狐丞相侍兒小名，此篇皆寓言，而不知五十絃所起。劉昭《釋名》“箜篌”云：“師延所作靡靡之樂，盖空國之侯所作也。”段安節《樂府録》云：“箜篌乃鄭衞之音，以其亡國之聲，故號空國之侯，亦曰坎侯。”吳兢《解題》云：“漢武依琴造坎侯，言坎坎應節也。後訛為箜篌。”予按：《史記·封禪書》云：“漢公孫卿為武帝言：‘太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絃。’於是武帝益召歌兒，作二十五絃及空侯。”應劭曰：“帝令樂人侯調始造此器。”《前漢郊祀志》備書此事，言“空侯瑟自此起”。顔師古不引劭所注，然則二樂本始，曉然可考，雖劉、吳博洽，亦不深究，且空元非國名，其說尤穿鑿也。《初學記》、《太平御覽》編載樂事，亦遺而不書。《莊子》言：“魯遽調瑟，二十五絃皆動”，盖此云。《續漢書》云：“靈帝胡服作箜篌”，亦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