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答桓南郡書》鈔記
(2023-05-07 10:2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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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玄在元興元年（西元402年）提出過沙汰僧尼的動議。桓玄在《與僚屬沙汰僧衆教》中規定：除了能夠弘講說佛法、奉戒無虧、不營流俗的僧衆之外，“皆悉罷道所在”，但他卻指出：“唯廬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例”（參見《弘明集》卷十二）。與此同時，桓玄還致書遠公，其措辭也十分誠懇，只是他從王權的角度出發，恐怕無法完全理解遠公那種誠摯的護法情懷了。如前所述，在東晉時期的江南僧衆之中，確實出現了一些不守戒行的害群之馬，因而桓玄站在王法的角度來沙汰僧衆，也並非是毫無緣由的。面對當時佛教界的現狀，遠公也常常“憤慨盈懷”，因而他對於桓玄的這一動議並沒有完全反對，只是要求桓玄在沙汰的過程中必須慎重從事而已。爲此，遠公指出：佛教徒中凡是禪思入微、諷味遺典與興建福業者，且又以律行爲本，這些人不應當在沙汰之例。而且其中還有一些興福而內不毀禁者、諷經不絕而不能暢說經義者，或者非以上三科（即修禪、誦經、興福）而年長體性貞正者，遠公也要求不要將他們放在料簡之例。另外，對於貴族達官家子弟的出家，遠公要求桓玄不要加以阻止，這自然也反映了遠公對於提高出家人的素質，從而維護僧侶的形象的強烈願望。站在這個角度上來説，適當地沙汰僧侶中的一些害群之馬，對於保證僧侶的素質，豎立僧人的形象，自然是很有必要的。
眾所周知，遠公是一位奉戒謹嚴的道者，他雖與世俗接觸，但迎送禮節均以東林的虎溪為界，其足跡從未踏出虎溪半步。與此同時，遠公既堅持叢林清規不變的前提下，也能靈活地與當時的官場周旋，以取得出家人的合法社會地位。正因為遠公作為道德領袖，其形象之高尚受人尊敬，以故桓玄在澄汰僧尼時，並未將廬山包括其中。足見在保持出家人本色的同時，適當地與周遭社會溝通，是有益於弘法利生的。因為“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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