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告子上》摘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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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歷史上,對後世思想影響最大者莫若《孟子》,在某種角度上講它對後世的影響甚至超過了《論語》。尤其是在《告子》中的《魚我所欲也》一篇,更是一直影響着後世中國士子的氣節,且至今猶爲諸多國人奉為人生之圭臬。記得宋人文少保的《衣帶銘》是這樣寫的:“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至仁。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媿。”其中雖然首推“孔曰成仁”,但落筆畢竟還是放在“孟曰取義”一語上,只緣孟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也”之訓。在文天祥臨終前所作的《正氣歌》中,便歷數太史簡、董狐筆、張良椎、蘇武節、嚴將軍、嵇侍中、張睢陽、顔常山、管寧、祖逖等歷代英烈,他們均是在孟子這一思想的熏陶下而捨生取義的。沿著這條歷史長河跋涉,我們自然不難發現歷朝國人的如此氣節,亦可見出其歷史之前後互相影響。
其次,《孟子》中人皆可以爲堯舜的思想,非但預示着其最初的民主思想之雛形,同時也拓展了孔子有教無類的主張。這一思想鼓勵着各個階層的國人振作,人人爭當堯舜,由是人人獲得了上進心與成就的幾率。其實,這一思想不只是一直影響着千百年來的國人思想,哪怕是外來思想移植到中國,也會受到這種思想的影響。且如中國的禪宗之產生,雖然是受南朝以來道生等大德闡發的佛性思想之直接影響,但生公說法頑石點頭,實質上也是間接受到了孟子這一思想的影響。試想受種姓制度嚴格制約的印度佛教,是不可能接受四衆平等的主張的,哪怕時至今日的寺院的早課排隊的次第仍是四衆秩序不紊的。當年道生法師等大德在闡釋佛性思想時,顯然接受了本土儒家思想之影響,從而將佛性擴展到了大闡提之中。正是本著這種思想出發,佛性人人自具的主張隨之而出,因而禪宗在此基礎上強調自證自悟,頓悟思想於爰而生。
今日我們重鈔古聖賢著作,自當深入理解其要領,從而擘開後世暈染之色彩,找出其本色。這便如陸士衡所謂“因枝以振葉,沿波而討源”,亦是讀書的正本清源之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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