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陶淵明《歸去來兮辭》，深感其靈魂之痛苦掙扎，但由飄逸之美辭出焉。“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乃是其矛盾心情之真實顯現。陶子一生欲潔己心，高尚其志，然家境清貧，衣食困乏，遂迫使他勉強出任地方小吏。若欲在官場能混下去，則勢必要將自己染得如同醬缸一般，方有生存空間。而陶子一生最不願者乃心染，他為了保持自心之純潔，最終寧可“自免去職”，坦然歸去。諺有“世上莫過修行好，天下無如吃飯難”之語，陶子受生活所逼，雖然做了八十多天彭澤令，但最終還是扔掉了烏紗。足見，在陶子的心形困苦傾軋之中，高尚其志終獲勝利，而程氏妹之喪，只不過是誘因而已。老夫一生亦是飽嘗艱辛，倍感“生生所資”之難，然為保持自家的東西，最終還是拋棄了“飯碗”，因對此篇感觸良深焉。

夫人生之難，莫過於“心爲形役”，而又不得而已要承受這種心形矛盾的撞擊。陶淵明好不容易在親故的幫助下獲得了彭澤令這樣一個小職位，然而他做官八十多天便“自免去職”，乃是在“心爲形役”的矛盾撞擊中，心靈的反抗力佔了上風。儘管他家裏“瓶無儲粟”，也儘管家中幼稚盈室嗷嗷待哺，但他還是毅然放棄了那“五斗米”，以獲取心性自由。在赴任前，他盤算着公田之利尚可爲酒，因而哪怕心不情愿也在勉強支撐，突然而來的程氏妹亡故的噩耗，乃促使他最終連“猶望一稔”的打算也取消了。

陶淵明為了心靈自由，終生貧乏，乃至晚年還不得不乞食。儘管身形受盡煎熬，但他心靈不曾污滓，這就是陶淵明的過人之處，也是陶子詩文的價值所在。反觀唐代韓吏部《進學解》，一邊正襟談論進德修業，另一邊又假門生之口大發牢騷。其間雖然也凸顯了“心爲形役”之苦，然他畢竟沒有陶子那種勇氣，他選擇了讓心靈承受痛苦而窩囊生存。兩相比照，自可見出陶子的高潔之處，爰鈔其《歸去來兮辭》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