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0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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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龍·辯騷鈔記
《文心雕龍》自第一至第四正緯,可視為文學之本體論部分;自第五辯騷之二十五書記,可視為文學的文體論部分。
《辯騷》開篇就列出了漢代以來對《離騷》的四家評論,然後釐清歷史糾葛,以開啓對屈騷的討論。第一家是淮南王劉安的《離騷傳(有專家考證“傳”爲“傅”之誤,當視為離騷賦),其主旨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然涅而不緇,雖與日月爭光可也。”顯然,這是對離騷的完全肯定。接著是膠柱鼓瑟的班固,他認為屈原“露才揚己,忿懟沉江。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崑崙懸圃,非《經》義所載。然其文辭麗雅,為詞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顯然,這班固是對離騷與屈原做了徹底否定。接著是對楚辭作注的第一家王逸,他認為“詩人提耳,屈原婉順。《離騷》之文,依《經》立義。駟虬乘鹥,則時乘六龍;崑崙流沙,則《禹貢》敷土。名儒辭賦,莫不擬其儀表,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者也。”第四家是漢宣帝,據《漢書·王褒傳》所載,漢宣帝十分喜愛《楚辭》,他說:“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這無疑也是對《楚辭》的全盤肯定。列出四家之後,劉勰歎惋班固的做法是“褒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鑒而弗精,玩而未核者也”。
接著,劉勰對屈騷做了縝密的分析。他認為屈原“陳堯舜之耿介,稱禹湯之祗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猖披,傷羿澆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虬龍以喻君子,雲霓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掩涕,歎君門之九重,忠恕之辭也:觀茲四事,同於《風》、《雅》者也。至於託雲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鴆鳥媒娀女,詭異之辭也;康回傾地,夷羿彃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譎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女雜坐,亂而不分,指以為樂,娛酒不廢,沉湎日夜,舉以為歡,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異乎經典者也。”劉勰認為屈騷基本合乎典誥,同於詩之風雅,至於其間之怪譎部分,雖異乎經典,然展現了其浪漫精神,並不傷正。更重要的是屈原儘管屢遭打擊,然他從未放棄其愛國立場,即便被貶行吟澤畔,還在關注楚國的命運,還在擔憂其父母之邦的興亡。因而劉勰總結道:“固知《楚辭》者,體憲於三代,而風雜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於是,作者對楚辭的每種作品,作出了概括的評價。他說:“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熔經旨,亦自鑄偉辭。故《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游》、《天問》,瑰詭而慧巧,《招魂》、《大招》,耀艷而采深華;《卜居》標放言之致,《漁父》寄獨往之才。故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艷,難與並能矣。”
對於屈原以後的騷體詩作者,劉勰除了對宋玉略加肯定以外(屈宋逸步,莫之能追),也指出了其他作者的不足。對於枚乘、賈誼的“追風以入麗”,對於司馬相如與揚雄的“沿波而得奇”,作者認為他們雖然“其衣被詞人”,但與屈、宋“非一代也”。後世的作者“才高者菀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艷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因而與屈騷水準大相徑庭。若是屈騷,則“其敘情怨則鬰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怏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侯則披文而見時。”要真正創作好騷體詩,則須憑軾雅頌,懸轡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貞,玩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盼可以驅辭力,欬唾可以窮文致,亦不復乞靈於長卿,假寵於子淵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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