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月派理论家梁实秋在20年代、30年代持人文主义文学思想，并且因其与左翼文艺思想的抵牾而产生过影响；与之相近且同左翼文艺思想有较大距离的，还有朱光潜、沈从文等人的文学主张，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对西方的文艺思潮有一个通观，比起五四和当时的一批间接、部分了解西方文艺的作家与倡导者们，更了解世界文艺的真相，他们与民族传统文化之间的贯通也超出于一般水平，。他们的文艺思想本质上是承传了五四文学的人文主义思想，而与当时左翼革命文学所理解的中国现实政治的需要有一定距离，也因此而受过责难。
梁实秋于1924-1925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师从白璧德学习《十六世纪以后之文学批评》，系统地读过白璧德的五部主要著作《文学与美国大学》、《卢梭与浪漫主义》、《新拉奥孔》、《法国近代批评大师》、《民主与领袖》。粱实秋文艺思想的特征是，援据美国白璧德新人文主义为学术背景，对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进行反思与评价，提出人性核心的道德评价的文学标准，以古典主义的“节制”为美学追求。白壁德主义是一次大战后对西方历史的反思产物，当时的西方社会陷入了社会与精神的重重危机。新人文主义者认为当今社会危机的根源在于传统道德信仰的丧失，必须重建古代人文精神，恢复“人的法则”，以理性作为衡量一切的准绳，起而拯救之。有人概括西方人文主义的文学主张，“它规定了一个中心的敌人：浪漫主义；一个主要的罪魁祸首：卢梭；一个主要的目的：把文学批评与伦理学结合起来；而衡量一部作品质量的基本方式，是看其道德性质是否纯正。”白璧德视古典主义以后的西方文艺思潮为一个整体进行批判，而以浪漫主义为代表，诸如：抛弃古典艺术的理性原则和节制精神，一味放纵情感与想象；推崇个性而忽略艺术的普遍性，无节制的宣泄而破坏适度的古典原则。
依据新人文主义的文学观，梁实秋指出中国新文学运动趋于浪漫主义，有四个特征：根本是受外国的影响，推崇情感轻视理性，所采取的对人生的态度是印象的，主张皈依自然并侧重独创。他力图证明整个五四新文学运动是一场浪漫的混乱，对于宣扬劳工神圣和人道主义同情的“人力车夫派”的作品、抒发爱情的小诗都表示不满。以为这些作品都是情感泛滥，不加检束的作品。由于采用古典艺术的标准，他对启蒙文化、个性解放主张不满，指出浪漫主义专门表现个人而将变态极力扩展，写实主义“以为文学的任务即在忠实地描写，随便什么都好拿来作材料，美的、丑的、善的、恶的、重要的、繁冗的，一视同仁”，“忽略题材的选择”。这样，他在艺术上批判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在思想上否定个性主义，整体地否定了五四新文学运动。他的否定与革命文学的提倡者不同，后者是从激进的社会态度出发否定不能让革命者满足的五四先行者的文学努力，梁实秋却是从古典主义的传统来否定当今文学对人类普遍性粱实秋的忽略。
梁实秋的文艺思想中，人性是一个关健的概念。梁实秋的人性论思想，与周作人等五四文学先行者的人文主义思想相类，但对如何表现人性的看法上，又有不同。他一再强调：“文学发于人性，基于人性，亦止于人性”，以人性作为文学的核心与唯一标准。梁实秋认为，人性是超阶级的，资本家与工人"他们的人性并没有什么两样，他们都感到生老病死的无常，他们都有爱的要求，他们都有伦常的观念，他们都企求身心的愉快，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梁实秋的人性概念本质上是一个伦理概念，述他在《文学的纪律》一书中陈述自己的人性观：“人性是很复杂的，(谁能说清楚人性包括的是几样成分)，唯其因复杂，所以才有条理可说，情感与想象都要向理性低首，在理性指导下的人生是健康的，常态的，普遍的。在这种状态下表现出的人性亦是最标准的。”他的人性是二元的，一是以想象情感为代表的，“需要被控制的自我”，“一是以理性为代表的“施加控制的自我”，他认为后者是健康的，前者是病态的。因此他主张文艺上的“合于理性的束缚”。理性是人性的中心，“人性之所以是固定的普遍的，正以其理性的纪律为基础”。他对五四时期流行的人道主义学说不能接受，把它看作情感泛滥的结果。梁实秋的人性论，是以理制欲的人性论。
代表梁实秋艺术精神的是古典主义的“节制”，是善于“选择”该写的材科。他说“如今的文化的全部，几乎处处都在讲究'量'，不讲究'质'。……表面上表示创作力量的丰富，实在是暴示艺术质地的浅薄。……节制的力量比放纵的力量为更可贵”。有节制精神的古典文学，就是“从心所欲不逾越”的文学；有了这样的心态，就能“沉静的观察人生，并观察人生全体”。
梁实秋在30年代将对五四的反思转变成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指责。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中，他强调人性的普遍性，否认文学的阶级性，提倡天才论，声称“文学不是大多数人的”。这与白璧德的反对卢梭的资产阶级民文艺思想，在与左翼文学的论战中，他也作了一些调整，他由强调文艺的伦理作用转而立宣传文艺的独立性，由批评现实主义作家的题材上的不加选择，转而批评无产阶级作家限制创作题材。表面上看，梁实秋一直是孤身一人代表着一种文艺思想，其实，一批对西方文学理论有全面了解的文学家们都有一些与梁实秋的同调，如新月派的诗歌理论，老舍等一些大学教授当年在自己的文学理论讲义中（《文学概论讲义》，都有着和梁实秋相通的思想，推崇健康、匀调富于节制的古典主义的美感特征。
30年代，新人文主义而外，沿着西方的人文传统，对近代美学进行自觉综融的有朱光潜、朱光潜（1897-1986），安徽桐城人。少年时在桐城中学接受古典文学熏陶。从香港大学教育系毕业后，曾在春晖中学、中国公学任教，1925年入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英国文学、哲学、心理学、欧洲艺术史，获文学硕士学位，转伦敦大学，修莎士比亚，又转法国巴黎大学，学法国文学、艺术、心理学，在德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完成博士论文《悲剧心理学》，他涉及文学艺术、心理学、美学多门学科，通晓英、法、德、西班牙、拉丁、意、俄等国语言。1933年回国后，他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四川大学等。30年代问世的著作有《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开明书局1929年版）、《变态心理学派别》（开明书局1930年版）、《谈美》（开明书局1932年版）、《变态心理学》（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还发表有许多诗论（后于1943年由国民图书出版社出版。朱光潜的美学、文艺学思想，以人文主义为核心，结合现代心理学，将现代人文主义心理学的美学思想以人文主义为核心，结合现代心理学，将现代人文主义心理学的美学思想运用于文学研究。在对康德开始的近代美学研究后，朱光潜将审美同情与道德同情的质的区分作出揭示，指出审美同情消除主客体之间的界限，“把一瞬间的经验从生活中孤立出来，主体‘迷失’在客体中”，也就排除了理性的审美同情中的地位。他和梁实秋等人都与当时的主流文化不一致，但他们对西方传统的借鉴有古今种种的不一。《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文艺心理学》比较系统地表述了这些美学思想，在当时文学青年中影响较大。《文艺心理学》被一些大学作为文艺理论的教材。朱光潜对文学更直接鲜明的态度在《文学杂志》发刊词《我对本刊的希望》中表露着，他提倡“自由生发，自由讨论”，“不希望某一种特殊趣味或风格成为‘正统’”，“殊途同归地替中国新文艺开发出一个泱泱大国”。这是当时一批立足于独立自由的人文主义立场上的文学家的心声的集中体现；奉行严谨而超脱的风格，强调文学表现人生和怡情悦性的功用，维护文学的独立自足性，。他是以一种学者的姿态来要求齐放争鸣，以抗衡包括左翼文艺在内的占主流地位的文艺潮流。
此外，类似的主张有宗白华主张的“诗意人生”，他一方面用唯美的眼光看世界，一方面把人生当做艺术品来创作；有梁宗岱对象征主义的研究，他在介绍西方文学理论的同时，还在中国古代已有的成就中寻求“契合”，向着融合、沟通的方向发展。这些坚持人文传统的理论家们的文学贡献，与左翼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宣传和建树，在那个时代，应该说都是不可偏废的重要的一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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