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叶绍钧  许地山  冰心

   标签：“教育小说家”叶绍钧由“问题小说”（教育界、学校生活）到社会现实拓展（“灰色人生”）的演变之路，许地山浪漫主义传奇（异域色彩、宗教氛围、爱情线索）向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的转变，冰心从“问题小说”到“爱的哲学”的发展经历

   叶绍钧（1894-1988）名圣陶，江苏苏州人。1914年开始文言小说的创作，1919年发表在《新潮》上的《这也是一个人？》，作为他最早引起文坛注目的白话小说，提出了妇女人格和社会地位的问题，在当时的“问题小说”潮中有一定的地位。20年代，叶绍钧相继出版《隔膜》、《火灾》、《城中》等五个短篇小说集。1928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倪焕之》作为新文学初期少见的长篇创作（也是他自己唯一的长篇小说），具有拓荒的价值。叶绍钧是新文学开创期最早取得较高知名度的作家之一。

   叶绍钧的小说创作经历了由问题小说向较广的社会现实拓展的过程。初期的“问题小说”从《新潮》时代到参加文学研究会之后的二三年间，叶绍钧以“爱”与“美”的追求，回答严峻现实对他的提问。《潜隐的爱》、《伊和他》等就是这样的作品。在那些描写妇女儿童、农人的小说里（如《义儿》、《小铜匠》、《晓行》、《寒晓的琴歌》，倾注着叶绍钧诚挚的爱心。在江南小镇担任小学教员的叶绍钧，以学校为基地，把他的目光投向周围更为广阔的生活，使他的小说呈现出较为开阔的社会画面。小市民的灰色生活就是他在这个时期表现得最为成功的对象。《晨》生动地记下了作者对小市镇之晨的一瞥，把不同身份、个性的市民阶层的人物写得入木三分，曾受到朱自清的推崇。《隔膜》、《遗腹子》等篇无情地讽刺了小市民无聊、庸俗、空虚、陈腐的心态和习气。这类作品在现代文学史上有着独特的价值。

   以教育界、学校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在叶绍钧的全部小说作品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他是带着自己丰富的生活阅历走进新文学开拓者的行列的。常年的教员生涯（从1912年开始，他历任小学、中学、大学教员达数十年之久），使他对现代中国教育界的情形了解得深切详明，对学校生活的各个侧面观察得细致入微，对教员和学生的思想状态，希望欲求、心理活动了如指掌，作为中国现代教育史的见证人，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像叶绍均这样多方面地、深刻地、成功地描写了教育界的种种现象和心态，并无第二者可与之匹敌。叶绍钧是新文学史上最早出现和最有成就的“教育小说家”。

   暴露旧中国教育界黑暗的内幕，并透过教育继而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整个旧社会，是叶绍钧“教育小说”的基调。他以身临其境般的感受和同情，相当深刻地反映了下层知识分子（主要是中、小学教员）在旧社会贫穷悲苦的生活状况。克扣穷教员薪水以饱私囊（《饭》），学款充作军饷，学校变成“学店”（《半年》），反动当局对教员的迫害（《一篇宣言》），军阀混战逼的教员疲于奔命（《潘先生在难中》）......表达了兼教员、作家于一身的叶绍钧从一个侧面对旧中国现实的透辟剖析。

   与此同时，叶绍钧对作为知识阶层一部分的教员，也有着严峻的解剖与审视。《搭班子》里的择如、《校长》中的叔雅、《前途》中的慧之、尤其是名篇《潘先生在难中》里的潘先生......这些人物心灵的污垢和细菌，在叶绍钧笔下都被剔抉而出：软弱、自私、动摇、畏葸、空虚。潘先生是一个带有浓厚小市民气味的卑琐形象，他的苟安侥幸的心理和表里不一的性格被刻画得淋漓尽致。1925年以后叶绍钧在五卅惨案的冲击下，更多地看到了教员知识分子身上出现的革命、反抗的一面，《抗争》中的郭先生是这样，《城中》的丁雨生亦是如此。《夜》写于四一二事变后半年，较早在小说中对国民党反动当局制造的白色恐怖，进行了愤怒的揭露，提出了有力的抗议，并且塑造了一对为革命献身的教员夫妇，赞扬了知识阶层中先锋分子的英雄气概；通过烈士老母始而恐惧、终则觉醒的过程，显示了普通民众在血腥的现实面前昂首奋进的坚强决心，情节发展以明暗两条线索交叉推进，也颇具匠心。

   《倪焕之》（1928年）是叶绍钧唯一的长篇小说。它几乎动用了作者在教育界生活的主要积累。在小学教员倪焕之的身上，叶绍钧比较完整地写出了知识分子从辛亥革命到小说问世前一年的大革命失败这一段期间的追求与遭遇。倪焕之是一个有着崇高追求的美好理想的热血青年，他抱着“教育救国”的宗旨，满腔热情地献身于自己的事业，尽管这种教育本身带有相当浓厚的改革主义色彩，还是为社会恶势力所不容。他把一切希望“悬于教育”、企图以教育改造社会的努力碰壁了。他所追求“理想爱情”也与他的“理想教育”一起遭遇到危机，妻子金佩璋与他的隔膜也越来越深。他从潜心于教育改革到最后在革命者王乐三的影响下投身教育革命的洪流，但又经受不了革命的曲折，在苦闷、彷徨、软弱、动摇中走完了自己的人生道路。这正是当时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寻求真理之路的真实写照。《倪焕之》展现了20年代某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性格演变史。倪焕之的性格由于被置放在一个比较广阔和较为长久的时空环境中，发展有层次，侧面也较丰富，前后对比鲜明。但小说后半部显得不如前半部紧凑。小说中有的人物（如王乐山）形象不够丰满，结构也不很严密，不过，在20年代长篇小说还相当冷清的时候，问世的《倪焕之》，是显示了作者趋向成熟的现实主义风格的，在文学史上具有一定的意义。无论是短篇，还是长篇，叶绍钧这些以知识分子为主角的小说都浸渍在一种作为知识者的作家的自省意识，为鲁迅致力的“改造国民性”的命题又增添了一个重要的佐证。

   叶绍钧几乎没有写过工人题材，在仅有的几篇农村题材的作品中，《多收了三五斗》反映30年代“丰收成灾”的畸形社会现实，十分成功地表现了农民的痛苦和不幸，是当时动乱的农村的一幅灰色剪影。小说以“露胸朋友”群像为主角，艺术构思上显得颇为别致。

   叶绍钧小说的突出艺术成就，在于他对“灰色人生”的冷静观察和客观描写，表现了鲜明的现实主义的特征。他善于把自己的意图和感情隐藏在客观的叙述之中，在情节的发展中，让人物通过自身的语言、行为和心理、神态等来表现他的性格，而不外加任何主观的发挥与评价。潘先生形象的成功塑造就是一个适例。作家的冷隽、客观的风格色彩并不排斥他的内在热情和主观见解，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很有些主观见解”，只是寄托“在不著文字的处所”罢了。冷静观察和客观描写，在叶绍钧小说风格的诸因素中最为突出。他带着一双透入的观世的眼，冷静地谛视着蜷伏在旧中国，暗陬[ zōu]一角里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他的内心满蕴着悲悯之情，而在落笔之际却藏而不露、冷隽含蓄，“意”常见于言外，情不外露文中，当然这绝不是超然物外，冷漠无情。从《苦菜》到《多收了三五斗》，叶绍钧对农民的同情深深地潜伏在不动声色的笔致后面。

   同情与讽刺兼备，是叶绍钧对小市民知识分子用笔的基本特色。对于潘先生、吴先生（《饭》）、叔雅（《校长》）以及《一包东西》、《英文教授》等作品的主人公，在生活的碾盘重压下的知识者，作者看不惯他们的怯弱、空虚、玩忽职守、自私自利，不由要刺它一下，期望他们有所改变；但是他也深知他们的甘苦，造成他们这些不良表现的原因是复杂的，有时他们自己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些人物身上沾有的细菌是那个黑暗社会的赐予，因此他在讽刺的同时又毫不含糊地把笔锋穿过这些人而指向其背后的黑暗现实制度，从而使他的批判现实主义达到了一定的深度。这样有讽刺、剥露，又有同情、理解，而这两方面又都含蓄不露，于是讽刺也就显得温婉、醇厚，不失叶绍钧客观写实的基本风格。

   结构多变、精于布局，讲究街尾饶有余味，是叶绍钧小说风格的又一方面。《倪焕之》以一个人的遭遇为纵线，辅以纵横交织的人际网络。《多收了三五斗生》无一中心人物，颇有散文风，《金耳环》以“戒指”一物贯穿全篇，写了一个士兵的悲剧，《遗妇子》写女人的七次生养，力避写法的雷同，而《抗争》、《多收了三五斗》、《前途》、《潘先生在难中》、《风潮》等不少小说结尾的艺术匠心，尤见功力。叶绍钧小说的结构艺术颇似作家故乡苏州园林的格局，尺幅之间，峰回路转，前后的呼应，彼此的匀称，都有精心的设计，走出园门，还令人回味再三。早在20年代，评论者就高度肯定了叶绍钧是和鲁迅一样讲究结构的少数小说家之一。

   同所有五四小说家一样，叶绍钧也受到外国文学的启发。他最初“作小说的兴趣可说由中学时代读华盛顿·欧文的《见闻录》引起的”，但是他不模仿欧文的诗味风格，他羡慕欧文那种清新的创意，他对“灰色人生”的冷静客观再现与同情讽刺兼具的风格，显然与契诃夫小说异曲同工。他对小人物卑琐人物的刻画，也得陀思妥耶夫斯基“抹布”情结的精髓。但是叶绍钧的创作对外国小说的借鉴了无痕迹。他的小说文字整饬、严谨、平实、纯正，既无欧化的成分，又没有半文半白的现象，十分讲究规范化，即使是从最严格的语法学的角度来审视其作品，都是经得起推敲、耐得起咀嚼的。叶绍钧的文学语言没有五四作家常有的欧化气味，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和严肃踏实的写作态度，使叶绍钧的文学作品为中国现代汉语的规范、纯洁、健康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叶绍钧是文学创作的多面手。短篇小说最为擅长（相对来说，他缺少驾驭长篇的艺术魄力），在童话创作上则是现代中国童话的开山。从1921年开始创作《小白船》到1924年出版结集《稻草人》和1931年出版《古代英雄的石像》，叶绍钧把现实世界引进童话创作的领域，注重儿童情趣和教化作用，有着鲜明的中国特点。叶绍钧作为文学研究会的一位代表作家，在五四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许地山（1893-1941），笔名落华生，出生于台湾省台南府城（今台南士）。他的创作一开始，也汇入了问题小说的热潮之中，却出手不凡，显出了与叶绍钧、冰心、王统照、庐隐等人不同的奇彩异趣。

   他的小说故事往往发生在缅甸（《命命鸟》、印度（《商人妇》）、新加坡（《醍醐天女》）、马来亚（《缀网劳蛛》）等异域，国内的“生活区”大多在闽、粤等地（《换巢鸾凤》、》黄昏后》等）。可以说，许地山（以其第一个短篇小说集《缀网劳蛛》为代表）的小说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这异域色彩：彩云缭绕的瑞大光塔，碧浪翻涌的“干多支”，人迹罕至的丛莽森林以及椰树、普葵、槟榔、大象、孔雀，美妙的“雀翎舞”，动听的“巴拉达”......一切都呈现着馥郁清新的南国风情与异域色彩.其次是他小说中的宗教氛围：法轮学校、《八大人觉经》、乞食、礼拜、涅槃、晚祷、讲经说法、极乐寺、放生池，还有敏明、加陵以情死为超度，尚洁以宗教精神对待生活中的不幸以及惜官的乐天知命、克己容人，又使许地山的小说流溢出某种宗教的气息。第三是在情节上，几乎都贯穿着一条爱情的线索，如《命命鸟》中的加陵与敏明、《商人妇》中的林荫乔与惜官、《缀网劳蛛》中的长孙可望与尚洁、《换巢鸾凤》中的和鸾与祖凤，《枯杨生花》中的云姑与日晖乃至《黄昏后》中的关怀与其亡妻，这些男女主人公悲欢离合、清妙幽婉的爱情故事，都相当曲折离奇。异域色彩、宗教氛围、爱情线索的交织融合构成了许地山初期小说倾向于浪漫主义传奇的三个主要因素。实际上，这三者也不妨说是罩在这些作品上面的三重纱幕，隐伏其下的是作者深沉的身世之痛、家国之感和良苦用心。

   许地山祖籍广东，出生在台湾，后随全家落籍于福建龙溪。少时即饱尝颠沛流离之苦，及长则独自谋生于漳州和缅甸仰光。1917年，当了几年教员的他又只身来到北京读大学。这样的经历既开阔了他的见闻，又使他深味了生活的艰难。他的父亲和两个兄长曾亲身投入保家爱国的战争和起义。幼受庭训，在他的思想中积淀下关注民生疾苦、国事安危的爱国民主意识。一旦提笔创作，他自然要利用自己所有、别人所无的特殊生活经历，把他的小说世界移置于异国他乡的土地上和苍茫浩渺的“海世间”，而其本意借是介异域写故土，表现了许地山式的否定现实的独特方式。当然，许地山笔下的东南亚、“海世间”并非他的理想国，这里也有专制、欺骗、背叛，也有对人的尊严的践踏。

   《命命鸟》，讲述仰光一对青年男女——世家子弟加陵和俳优之女敏明因爱情受到家庭反对，遂双双携手投湖自尽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