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年头儿，喝酒倒是很有意思的。我虽是京兆人，却生长在东南的海边，是出产酒的有名地方。我的舅父和姑父家里时常做几缸自用的酒，但我终于不知道酒是怎么做法，只觉得所用的大约是糯米，因为儿歌里说：“老酒糯米做，吃得变“nionio”——末一字是本地猪的俗语。做酒的方法与器具似乎都很简单，只有煮的时候的的法极不容易，非有经验的工人不办，平常做酒的人家大抵聘请一个人来，俗称“酒头工”，以自己不能喝酒者为最上，叫他专管鉴定煮酒的时节。有一个远房亲戚，我们叫他“七斤公公”——他是我舅父的族叔，但是在他家里做短工，所以舅母只叫他作“七斤老”，有时也听见她叫“老七斤”，是这样的酒头工，每年去帮人家做酒；他喜吸旱烟，说玩话，打马将，但是不大喝酒（海边的人喝一两碗是不算能喝，照市价计算也不值十文钱的酒），所以生意很好，时常跑一二百里路被招到诸暨嵊县去。据他说这实在并不难，只须走到缸边屈着身听，听见里边起泡的声音切切察察的，好象是螃蟹吐沫（儿童称为邂煮饭）的样子，便拿来煮就得了；早一点酒还未成，迟一点就变酸了。但是怎么是恰好的时期，别人仍不能知道，只有听熟的耳朵才能够断定，正如古董家的眼睛辨别古物一样。

        大人家饮酒多用酒盅，以表示其斯文，实在是不对的。正当的喝法是用一种酒碗，浅而大，底有高足，可以说是古已有之的香宾杯。平常起码总是两碗，合一“串筒”，价值似是六文一碗。串筒略如倒写的凸字，上下部如一与三之比，以洋铁为之，无盖无嘴，可倒而不可筛，据好酒家说酒以倒为正宗，筛出来的不大好吃。唯酒保好于量酒之前先“荡”（置水于器内，摇荡而洗涤之谓）串筒，荡后往往将清水之一部分留在筒内，客嫌酒淡，常起争执，故喝酒老手必先戒堂值以勿荡串筒，并监视其量好放在温酒架上。能饮者多索竹叶青，通称曰“本色”，“元红”系状元红之略，则着色者，唯外行人喜饮之。在外省有所谓花雕者，唯本地酒店中却没有这样东西。相传昔时人家生女，则酿酒贮花雕（一种有花纹的酒坛）中，至女儿出嫁时用以响客，但此风今已不存，嫁女时偶用花雕，也只临时买元红充数，饮者不以为珍品。有些喝酒的人预备家酿，却有极好的，每年做醇酒若干坛，按次第埋园中，二十年后掘取，即每岁皆得饮二十年陈的老酒了。此种陈酒例不发售，故无处可买，我只有一回在旧日业师家里喝过这样好酒，至今还不曾忘记。

         我既是酒乡的一个土著，又这样的喜欢谈酒，好象一定是个与“三西”结不解缘的酒徒了。其实却大不然。我的父亲是很能喝酒的，我不知道他可以喝多少，只记得他每晚用花生米水果等下酒，且喝且谈天，至少要花费两点钟，恐怕所喝的酒一定很不少了。但我却是不肖，不，或者可以说有志未逮，因为我很喜欢喝酒而不会喝，所以每逢酒宴我总是第一个醉与脸红的。自从辛酉患病后，医生叫我喝酒以代药饵，定量是勃兰地每回二十格阑姆，蒲陶酒与老酒等倍之，六年以后酒量一点没有进步，到现在只要喝下一百格阑姆的花雕，便立刻变成关夫子了。（以前大家笑谈称作“赤化”，此刻自然应当谨慎，虽然是说笑话。）有些有不醉之量的，愈饮愈是脸白的朋友，我觉得非常可以欣羡，只可惜他们愈能喝酒便愈不肯喝酒，好象是美人之不肯显示她的颜色，这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黄酒比较的便宜一点，所以觉得时常可以买喝，其实别的酒也未尝不好。自干于我未免过凶一点，我喝了常怕口腔内要起泡，山西的汾酒与北京的莲花白虽然可喝少许，也总觉得不很和善。日本的清酒我颇喜欢，只是仿佛新酒模样，味道不很静定。葡萄酒与橙皮酒都很可口，但我以为最好的还是勃兰地。我觉得西洋人不很能够了解茶的趣味，至于酒则很有工夫，决不下于中国。天天喝洋酒当然是一个大的漏卮，正如吸烟卷一般，但不必一定进国货党，咬定牙根要抽净丝，随便喝一点什么酒其实都是无所不可的，至少是我个人这样的想。

          喝酒的趣味在什么地方？这个我恐怕有点说不明白。有人说，酒的乐趣是在醉后的陶然的境界，但我不很了解这个境界是怎样的，因为我自饮酒以来似乎不大陶然过，不知怎的我的醉大抵都只是生理的，而不是精神的陶醉。所以职我说来，酒的趣味只是在饮的时候，我想悦乐大抵在做的这一刹那，倘若说是陶然那也当是杯在口的一刻吧。醉了，困倦了，或者应当休息一会儿，也是很安舒的，却未必能说酒的真趣是在此间。昏迷，梦魇，呓语，或是忘却现世忧患之一法门；其实这也是有限的，倒还不如把宇宙性命都投在一口美酒里的耽溺之力还要强大。我喝着酒，一面也怀着“杞天之虑”，生恐强硬的礼教反动之后将引起颓废的风气，结果是借醇酒妇人以避礼教的迫害，沙宁（Sanin）时代的出现不是不可能的。但是，或者在中国什么运动都未必彻底成功，青年的反拨力也未必怎么强盛，那么杞天终于只是杞天，仍旧能够让我们喝一口非耽溺的酒也未可知。倘若如此，那时喝酒又一定另外觉得很有意思了吧？

民国十五年六月二十日，于北京
（选自《泽泻集》，北新书局1927年版）

   
         赏析

            《说几句关于周作人的话》

         一百多年前，出现过一位备受瞩目、广被争议的文化名人。在那个世道纷乱、新旧交替的年代，他踮起后脚跟，踏在传统的石阶上，另一只脚却已迈入现代的门槛。辗转漂浮，多方磨难，登上了中国现代散文开创者与倡导者的高峰。他，就是周作人。一个虽被誉为先驱者和一代宗师却在现在远不及其哥哥周树人名气响亮的学院文人。独特的文艺创作思维，别具一格的写作风格，波涛澎湃的妙笔才华，深深的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踵武者。老子云，“死而不亡者寿”，庶几如周先生那样，在汗青上留下熠熠生辉的一页，才可以与“霄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不幸的是世事忒多离奇，人间难圆美满，一转身，他又被横眉冷对千夫指，贴上了“文化汉奸”的标牌。云诡波谲的乱世中，把人变成鬼。他，如同一团迷雾，令人咀嚼不尽……

        口不臧否他人，是祖先一直训诫的，也是儒家修身的重要准绳。现而今，受一颗好奇心的鼓动，也甘愿冒天下之大不讳，放几句屁话，散几点唾沫。既然尚未成家，就算一个童子吧，毕竟童言可以无忌。

        翻阅了《周作人散文集》，若言如沐春风、获益匪浅，怕是我境界不够，认知薄弱。惟有些波澜轻轻地在心中荡漾。如一缕微风拂过湖面，逗引起片片涟漪。我非草木，岂非不动！

        早有耳闻，周的文章，冲淡平和。而我处这青春年少、天真烂漫之际，所爱的却是绮丽华美之辞。尤喜《花间集》，若“小三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之句，细腻婉然；如“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的伤逝等。今接触平淡闲文，初只觉一杯白开水，淡寡无味，情思不起。以为周文应适宜于中年、老年逸兴养性，于我则少读为妙。否则，岂不是让我褪尽繁华，离却红尘，渐渐皈依释门。多琢磨几番，发现初时心态乍然可笑。其中韵味，凝聚在字里行间，作家的心血情思充溢在凡言平句。

        如《谈酒》一篇，初读时只觉得作者肚子中有好多酒的故事，父亲的酒量，家乡的造酒，一股浓厚的故乡情怀，喝酒也有自己的趣味，却不是醉。深一点的理解呢，原来酒的故事，是一个只有对民俗了若指掌的人才能流畅的讲下来。酒的乐趣，不在陶然的境界，是因为中国当时革命的失败，反动力量的强大，作为一名具有现代启蒙精神的知识分子，对现实感到无限的苦闷。醉，根本于事无补。

       更进一步呢，我们知道酒是一种及其普遍的事物，作家的取材十分琐细，这不正是一个有心于生活的人的情调么？酒，又是一种极为神圣的伴侣。人，尤其是文人更是对其情有独钟。”何以解忧，惟有杜康“，隋唐诗人酾酒对景，佳作层出，“葡萄美酒夜光杯”，“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酒，是文人文化，文人愁绪满怀无释处时，何以用解忧，纵饮杜康。

        谈酒，体现出了周作人的一种名士情怀以及对逍遥闲致的隐逸之士的亲近心怀。于平凡之中审美出雅致的情味，这便是周文的精妙。又似品评名茗，初时如渴饮，一咕噜而下，好似猪八戒吃了人参果，全然不知什么味道。而后，佐以闲思，寄以娴情，细细品咂，滋味才会百生。或问，晓明周文，岂不淡却人生？我想，肉身的烦恼，纵然得参破须好。了然世态的无奈，却可另辟蹊径一条，寄身于嚣嚷之中，仍能恬然做乐，岂不美哉！

         文辞的静美，若一条在夕阳的余晖下缓缓流淌着的河流，没有汹涌澎湃的狂呼怒号，没有小桥流水的碧玉玲珑，独有波光粼粼下的明漾灵秀。如《故乡的野菜》中写道，“……是一种被贱视的植物，花紫红色，数十亩接连不断，一片锦绣，如铺着华美的地毯，非常好看，而且花朵状若蝴蝶，又如鸡雉，尤为小孩所喜。”很平雅的文字，写出了草籽的色、貌，传达出浓浓深情。若是我们找一篇同时代别的作家的文章，便更能领略周作人的文辞美了。如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中，“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的点缀些白花。有袅娜的开着，有羞涩的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语句情感细腻，观察敏锐，清新明婉，譬喻富美，通感动人，与周文显然两大鲜明特色，但周文又或如“于无声处听惊雷”。

        从修辞学上看，周文以一种偏于消极修辞的手段，平淡质实，如同禅学，可以抚慰人心中的万千愁绪。似一首静神凝思的仙曲，调和盛气盈亏。故而浮躁之人是独不得这样的文章的，急功近利之人亦是如此。周文辞藻不奇、不丽，却也不俗。追求的是初发芙蓉，清新自然，探求的是文章本色，而非错彩镂金，华丽浓艳。中国一向提倡平时的文风，反对堆砌的辞藻，把素朴自然当作最高境界。借举唐诗中一首著名情诗以示，“打起黄莺儿，莫叫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盖嘉运《伊州歌》）。关于素朴自然，应区别于不加”区分的反感优美的词句。应是这样的一种过程：

        一、 开始时由于词汇量不够，只好用简单贫乏的词句来应付。

        二、 当词句丰富起来后，于是写得绚烂多彩，文采飘逸。

       三、 渐渐到后来，觉得以前的写法没有分量，太过轻浮，重新选择朴素的文风。但这个层次的朴素，其背后有语言的积累支撑，有丰富的词料库可供选择。造词造句显得非常自然、贴切。宋朝著名学者苏轼有言，“渐老渐熟，乃造平淡”。

        周文其乎居于第三种境界吧，佳言警句，随手拈来。如，“不求未来的永生，但求现世的善生”（《闭户读书论》）；“苟全性命于乱世是第一要紧的”，“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此人生之所以虚空的虚空也欤！（”《伟大的捕风》）。遣词用句的娴熟与杜少陵律诗有异曲同工之妙，浑融流转，无迹若不经意，使人忘其雕琢，神情韵味，十分圆润。

       周文的选材大多琐细平凡，一经他的笔墨点染就显露出别样的人生趣味。尽管那趣味可能未免落寞、颓废，适合老者心态。如《喝茶》所沉醉的是“于瓦屋纸窗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尘梦”。《济南道中》向往旅游的乐趣在“新式的整齐清洁之中，却仍能保持着旧日的长闲的乐趣。”平平淡淡中散发着淡淡的喜悦和寂寞之苦。忧患中的洒脱，也就是周作人自己所说的“凡人的悲哀”。

        周文另具有一种显著的特色——穿插许多东西方文化艺术典故。如《关于命运》引用日本永荷风著《江户艺术论》十章中的《浮世绘画鉴赏》，《结缘鸟》中引用范寅《越谚》，《厂甸》中的儿歌……，通过一个富有人文气息的开篇让读者先聆听一个优美的故事，把读者带入自己的园地。循循善诱，而文章结构缜密，衔接天衣无缝。非大师手笔，谁可至此。值得注意的是，若是一急躁率性的直肠子，恐怕会厌倦这种掉书袋、学究气。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文章是读书人思想的形式化、具体化。那么，周作人又留给我们怎样的思想财富呢？

        值得世人注意的有三个阶段：1918年到1927年，其作为青年领袖阶段；1927年到1937年是其学院隐士阶段；1937年以后逐渐沦为犬儒了。

        第一阶段，周作人刚刚留学回国，青年才子，血气方刚，济世之心如日中天，具有“战士”般的锐气。对文学改革、思想革命提出许多看法。如《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平民的贵族的》、《思想革命》、《祖先崇拜》等。提倡一种“大人类主义”，注重人的价值。然而从《平民的文学》、《平民的贵族的》可以发现这一阶段，周作人从肯定、呼吁平民文学，到肯定贵族精神，尤其是在周作人理解的贵族精神，少见对责任、对理想的担当，而多显“出世”“隐逸”的心迹，类似于中国士人的“个人逍遥的梦寐”，是30年代成为学院隐士先兆。

        第二阶段，由于感觉时事、民众思想均为达到自己心中的理想，便感觉迷茫，彷徨了。如《歧路》中“但是懦弱的人，你能做什么事呢？”，意识到自己的无能为力。其在日本留学时，十分赞赏日本的新村运动，其一生也是信仰这种主义。新村运动主张泛劳动，提倡协力的共同生活，发展共同精神，又发展自由精神，真正实现普遍的人生的福音。这是一种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不协调的主张，超越了当时的生产发展水平。即使在现代也实现其创始人武者小路实笃的愿望，实与空想社会主义异曲同工。理想与现实的苦闷以及作家自身的性格、名士向往等因素，促使其转向小楼，自成一统，做起了现代社会的隐士了。而民国时期教授的薪水待遇也支付得起他归隐的代价。区别于陶渊明，“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的苦行僧式的隐逸。若生活与靖节先生不分伯仲，周作人的归隐生活恐怕值得探讨吧！

         第三阶段，面临政治势力的恐吓，便屈服了。1939年的枪击事件给揍人带来很大的的冲击，使他身心俱疲，渐渐地投向了汪伪政权。建国后也未能完全洗脱汉奸的骂名 ，对于一个久负盛名的文人来说是一件极其羞辱的事。中国的文人一向视名节比生命还重要，流传许多诸如“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被世人称赞的佳话。而作为一个有着深厚传统文化根基的“士人”，周作人此刻内心的苦痛可见一斑。他曾经说道“我们的愿望，是在现今或将来，去借水时人家肯借给你”（《借水》），万般委屈唯向文字申诉。把他建国以后有关酒的文章与民国十几年时写酒的文章比对着看，也很能体会先生心中的万般块垒。《吃酒的本领》、《我的酒友》，均是建国后同一年写的。“我平生最大的恨事之一是不曾进过大酒缸”，这一阶段对酒甚是痴迷，似乎是一种追求狂饮的境界，尽管酒量不好。

          而前一阶段呢，“酒的趣味只在饮的时候”（《谈酒》），更是以一种淡雅的心态品酒，同时也轻轻的带几分批评刺世色彩。倒是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魏晋士人与酒的关系。竹林七贤率皆纵酒与当时罪恶的政治环境，压抑的社会氛围有着直接的联系。先生亦抑乎同类乎？晚年主要从事日本文学和希腊文学经典翻译，也可以算得上是先生为自己的苦闷的情感与压抑的精神找到了一个寄托的靠点吧。印证了其哥的一句话“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读书人的悲剧或在于“一心只读圣贤书，充耳不闻窗外事”，幸运或也是如此。惟其这般，才能远离祸患。先生却又是不幸的，文革的风暴还是把他从窗阁中席卷成伤。周作人的悲剧，与其说是其性格中的避世懦弱因素，不如看作是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欺与自弃，精神人格的萎缩。

         歌德说：“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千古风流人物自留去后人评说，周作人，这个矛盾结合体，犹若时或幽明的深山古洞，值得无数的好事者去“探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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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