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已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战略导向。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规划（2024－2035年）》多次强调这一战略的重要性。为何要将三者统筹推进？新型工业化有何时代特征？城乡融合如何成为关键纽带？围绕这些热点问题，记者专访了中国农村发展学会副会长、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高级顾问专家、研究员姜长云。

“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是适应发展阶段的必然选择

记者：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相较以往强调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双轮驱动，党中央将新型工业化纳入统筹考量范围，背后有怎样的战略深意？与我国当下发展阶段有着怎样的紧密联系？

姜长云：这一战略导向的演变，是党对工农城乡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从2018年《乡村振兴战略规划》提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双轮驱动”，到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 “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再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新型工业化纳入统筹范畴，背后是对我国“并联式”现代化特征的深刻把握。

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不像西方发达国家是“串联式”推进。当前，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面临高质量发展转型压力，单靠某一“化”难以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比如，没有新型工业化的技术和产业支撑，城镇化可能沦为“空心化”，乡村振兴也难有持续动力；若忽视乡村振兴，城镇化和工业化又会因“农业农村短腿”陷入不可持续的局面。因此，“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是适应我国新发展阶段、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选择。

新型工业化引领“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战略

记者：相较传统工业化，新型工业化的 “新”体现在哪里？在当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它为何能成为“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主导力量”？

姜长云：新型工业化的“新”，首先是发展理念的革新。它打破了“西方化=现代化”的迷思，也不同于我国传统工业化路径，核心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具体来看，有三个鲜明特征：一是技术导向更“新”，突出高端化、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比如当前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新能源产业集群发展，都是典型体现；二是发展目标更“新”，不片面追求产业规模，更强调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创新能力提升，以及对共同富裕、绿色发展的支撑，如强调制造业是创新的发动机，是经济实力和国家安全的引擎，我国推进新型工业化更强调高质量发展、产业安全与民生价值的统一；三是协同性更强，注重与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联动，比如，通过工业先进适用技术赋能乡村产业，让工业化成果更广泛惠及城乡。

之所以说它是主导力量，因为工业特别是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根基。新型工业化能为城镇化提供产业支撑，避免“空城化”；能为乡村振兴注入技术和产业动能，比如，通过农产品加工智能化提升乡村产业附加值。没有工业化这一引擎，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就可能失去持续动力。

“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需找准支点防风险

记者：在“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过程中，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之间，可能存在哪些协同点？又需警惕哪些倾向？

姜长云：三者的协同点体现在“相互赋能”。比如，新型工业化能为城镇化提供就业岗位和创新载体，城镇化则通过人口集聚、基础设施共享反哺工业化效率提升——长三角、珠三角的产业集群与城市群发展就是典型，制造业集群支撑城市高质量发展和就业质量提升，又吸引更多企业入驻。

对乡村振兴而言，新型工业化可以发挥的 “外溢效应”更加明显：一方面，工业技术向农业农村渗透，比如智慧农业、农产品精深加工，直接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另一方面，工业领域的绿色化、数字化理念，能带动乡村生态振兴、治理升级，比如农村电商依托工业数字化基础实现 “农产品出村进城”。

但需警惕两类倾向：一是“重城轻乡”，若资源要素过度向城市集中，会导致农村“空心化”，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可能受影响；二是“城乡分割发展”，如轻视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的引领带动作用，“三农”发展陷入自我循环，难以融入现代产业体系，更难以走上高质量发展轨道。比如，一些地方的乡村产业发展不考虑城市需求，不注重创新产业发展方式，不注重借鉴现代产业发展理念并与城市产业联动，最终可能出现“钱花了、产业没起来”的情况。

城乡融合打通“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路径

记者：城乡融合是“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路径。您曾提出从“城乡连续体”“跨界求解”“网络求解”三个维度推进，这在实践中如何落地？能否结合当前政策举例说明？

姜长云：城乡融合不是“城乡一样化”，而是打破二元分割，让要素双向流动更顺畅。这三个维度本质上是不同层面的“破界”思维。

“城乡连续体”强调城乡是有机整体，而非对立分割。比如，现在很多都市圈正在构建“城区—郊区—县城—乡村”的连续空间，像上海周边的昆山、苏州，城市的智能制造产业向县域延伸，县域的农产品加工又对接城市消费，形成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发展链条，这正是《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鼓励的“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模式。

“跨界求解”则是针对“问题在乡村、根子在城市”的现象提出的解决思路。比如，农民增收难，既有农业效益低的原因，更与城市就业市场提供的就业机会和就业质量相关。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不仅事关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的成长，也与农业转移人口的权益保障相关。当前推进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政策，既要求城市完善就业培训、公共服务体系，也需要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同步跟进，让农民 “进可城、退可乡”。

“网络求解”则依托交通、数字等网络打破空间限制，注重将农业农村发展融入区域城镇网络、都市圈或城市群网络，形成城乡相融相长关系。比如，现在县域物流网络、5G基站向乡村延伸，农村电商通过直播带货对接全国市场，工业企业的研发中心在城市、生产基地在县域，正是借助网络实现“城乡产业协同”。这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 的要求高度契合。

县域是“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支点

记者：您提出“将县域作为‘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基点”的观点，为何县域能成为关键？在实践中，县域应如何发挥承上启下的作用？

姜长云：县域是城乡二元结构最薄弱的环节，也是破解城乡发展失衡最易见效的领域。县城上接城市、下连乡村，既能承接城市产业转移，又能带动乡村发展，推动“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战略要注意抓好县城这个“牛鼻子”，撬动县域这个基点。

具体来看，推动县域发展可从三方面发力。

一是做优“县城枢纽”，比如通过完善基础设施，让县城成为城市高端产业的 “配套基地” 和乡村资源的“整合中心”。安徽肥东、浙江慈溪等地，承接了省会城市的汽车零部件、电子信息配套产业，同时带动周边乡镇发展农产品加工，就是很好的例子。

二是构建“县域产业网络”，引导中心镇、中心村发展特色产业，形成乡村发展的“磁力中心”。比如，山东寿光以县城为核心，形成 “蔬菜种植基地—县城加工园区—城市批发市场” 的产业链条，实现了工业化（加工冷链）、城镇化（县城集聚服务）、乡村振兴（种植户增收）三者联动。

三是推动“城乡服务均等化”，将城市的教育、医疗等资源向县域甚至城郊等乡村延伸。当前政策鼓励“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县城、中心镇延伸”，就是为了让县域既能留住乡村人口，又能吸引产业落地，最终实现“县城强、乡村兴、工业旺”的良性循环。应大力推动发展城乡学校共同体、紧密型医疗卫生共同体、养老服务联合体等。

记者：2025年7月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对“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有哪些新的启示？会议提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如何与新型工业化、乡村全面振兴形成联动？

姜长云：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以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为目标”，要“转变城市工作方法，更加注重统筹协调”，这里面当然包括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因为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防止片面追求城市规模扩张、农业农村资源要素外流的现象影响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新型工业化的质量，进而导致城市高质量发展面临新型工业化动力不足和乡村全面振兴底蕴不够的问题。要坚持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做好以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线和城市发展更加注重以人为本的文章。要注意用新型工业化的理念推进城市发展方式转型，促进其更加注重集约高效，提升城市发展能级，增强对乡村全面振兴的引领支撑能力。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强调着力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发展组团式、网络化的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着力建设富有活力的创新城市，坚持人口、产业、城镇、交通一体规划，实际上也为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提出了更加强烈迫切的要求。

DOI：10.13561/j.cnki.zggqgl.2025.08.002 编辑：张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