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过则失中，不及则未至，故惟中庸之德为至。然亦人所同得，初无难事，但世教衰，民不兴行，故鲜能之，今已久矣。论语无能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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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论语》无“能”字，多出“之为德也”四字，与本章大同小异。解读本章的难点在于“久”字，“久”字涵义丰富而深邃，但一般都抽象地理解这个“久”字，本章便无义理可言了。如朱子注：“但世教衰，民不兴行，故鲜能之，今已久矣”。如此注解本章，那么“民鲜能久矣”一句，诵读时似乎应该在“能”字后断句，稍作停顿，所要表达的意思是：“民鲜能（中庸），久矣”。

    其实，“久”字本身是实义动词，本章不能在“久”字前断句。“久”字在《中庸》与《系辞》中多次出现，与德性相通，只是偏于从时间性上来阐述盛德，正如《大学》偏于从“富有之谓大业”的角度来阐述大人之德。

    《系辞》曰“日新之谓盛德”，从这一句仅看到日新不已的“变易”还不够，还要看到一以贯之的“不易”这一层面，否则“日新”就不能称之为“盛德”。同理，本章所谓“久”，不仅是一种单纯时间性的延续，还有不同时点之间的连续性，《中庸》二十六章所谓“至诚无息，不息则久”。唯有连续而无须臾间断，才能实现“久”。而“至诚无息，不息则久”又承接二十五章“时措之宜也”，“久”其实就是在当下，不仅一贯，而且日新不已，《系辞》所谓“唯几也”。

    本章“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本是与首章“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作对比。实现“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即二十六章所谓“至诚无息，不息则久”，君子做戒慎恐惧功夫的目的正是要实现“久”，而普通民众鲜能“久”。再看《系辞》：“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与《中庸》三章“民鲜能久矣”一句呼应，只是在《中庸》三章“道”字被隐藏起来，对照《中庸》首章才可看出。

    《系辞》首章曰“有亲则可久”“可久则贤人之德”。“久”字正与本章“民鲜能久矣”之“久”涵义一样，不能领会“久”，就难以读懂《系辞》首章。并且不能领会“久”，也不会懂得“亲”字的意思，而“有亲则可久”，正是解读《学而》篇有子“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一句的关键。真可谓一得俱得，一失俱失。《中庸》二十六章曰“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又曰“悠久，所以成物也”。“悠久”与“悠远”有区别，而朱子认为，“悠久，即悠远，兼内外而言之也”，显然是错误的。

    在《里仁》篇，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须注意，“约”不是困穷，而是“守约而施博”之“约”；“乐”不是感官上的那种普通的快乐，而是心体之乐。所谓孔颜之乐，体现的是德性的圆满自足，不是感官上快乐的稍纵即逝。孔子不说“不仁者不可以处约，不可以处乐”，而是分别加一个“久”与“长”。这正说明不仁者也可偶尔处于“约”与“乐”的状态，只是不能“长”与“久”罢了。可以由此入手，来领会本章“民鲜能久矣”之“久”。

    《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孟子曰：“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从始位上说，从客观性上说，无论是君子还是小人，都片刻不离中庸之道。但只有君子才能从终位上，从内在主观性上成就中庸之德，从而实现“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中庸》二十五章曰“诚者物之终始”，唯有贯通“始”与“终”，才能“久”，而小人有“始”无“终”，故鲜能久矣。“终始”一词在《中庸》《大学》《周易》多次出现，也是儒家经典所特有的，从“终始”可以领会“时”之微言大义。并且一般不说“始终”，而说“终始”，如《大学》“物有本末，事有终始”，《中庸》“诚者物之终始”，须用心体会“终始”与日常所说“始终”的本质区别。

    朱子注：“过则失中，不及则未至，故惟中庸之德为至”。笼统地说“过则失中，不及则未至”，正是先设定一个“中”而后再说“过”与“不及”，就把“中”看得片面与狭隘了。朱子如此注解，或受《中庸》四章“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与“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的影响。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朱子也说“惟中庸之德为至”，既然说中庸为“至”，“过”又何从说起？唯有对于有限的事物，对于事物的某个属性，才会有“过”，而中庸之道致广大而尽精微，无所谓“过之”。孟子曰：“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所谓“知者过之”，其另一面恰恰是知者之“智”还不够大，具有大智就不会“过之”，故《大学》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孟子曰“文王望道而未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