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道者，日用事物当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于心，无物不有，无时不然，所以不可须臾离也。若其可离，则为外物而非道矣。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虽不见闻，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离于须臾之顷也。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见，音现。隐，暗处也。微，细事也。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细微之事，迹虽未形而几则已动，人虽不知而己独知之，则是天下之事无有著见明显而过于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惧，而于此尤加谨焉，所以遏人欲于将萌，而不使其滋长于隐微之中，以至离道之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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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

本节既说到君子“慎独”，也有“戒慎恐惧”，分别与《大学》“诚意”章之“故君子必慎其独也”，以及“正心”章之“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相照应。

把“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一句放在本章中来看，“是故……”承接前文“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戒慎、恐惧乃是复性功夫，君子做戒慎、恐惧功夫，目的是要实现“道也者，不可须臾离（性）也”。

孔子批评子路“暴虎冯河”之血气之勇，而是主张“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其实即是《大学》格物功夫，“惧”不是担心害怕，而是收摄心神的一种内敛状态。《大学》曰“有所恐惧，则（心）不得其正”，《中庸》却主张君子要主动做“戒慎恐惧”的功夫。其间的差别在于：前者是“有所恐惧”，既然说“所”，表示有所恐惧的对象；而后者“戒慎恐惧”与“不睹不闻”搭配，不是向外，而是向自性上“反”。

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耳闻目睹，精神都是向外散放出去的，子思主张在不闻不睹处做戒慎恐惧功夫，“不睹不闻”之“睹”与“闻”不能著实去理解，“不睹不闻”其实是在说性体了。同理，本章下文“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决不能仅仅从情绪之未发作上来领会“中”，“中”即是“性”，无法用言辞来表达，犹如佛家直指望月，子思只能勉强以“喜怒哀乐之未发”为中介来说“中”，故用“谓之”，而不说“之谓”。

郑玄注：“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也。君子则不然，虽视之无人，听之无声，犹戒慎恐惧自修正，是其不须臾离道”。郑玄是以《大学》“诚意”章来注解本句，“虽视之无人，听之无声”，正是把“睹”与“闻”理解得实在了，以至于把“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一句解得太浅显。

犹如“无价之宝”，不能从字面上理解为没有价值的宝贝，而是用价值根本无法来衡量的宝贝。同样，“不睹不闻”之“不”，不是“视之无人，听之无声”。“不”是放下耳目之小体而挺立心性之大体，由外而转向内，故“不睹不闻”即是指性体之“无声无臭”。《中庸》33章曰：“‘德輶如毛’，毛犹有伦；‘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

阳明先生说：“盖不睹不闻，是良知本体；戒慎恐惧，是致良知的功夫。学者时时刻刻常睹其所不睹，常闻其所不闻，功夫方有个实落处”。于不闻不睹处做戒慎恐惧功夫，近似于“反身而诚”之“反”，但比“反”之功夫更加精微，有“不远之复，以修身也”之义。“反”只是“修道”，戒慎恐惧功夫乃阳明先生所谓“由教入道”，介于“修道”与“率性”之间。

朱子注：“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虽不见闻，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离于须臾之顷也”。朱子的注解比郑玄深刻得多，只是朱子对于前一句“……可离非道也”的理解有偏差，“虽不见闻，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一句，从文字上看似乎接近《中庸》本旨，但用心体察可知，以此注解“戒慎不睹，恐惧不闻”，并没有发明其义理。

阳明先生在《传习录》中多次对“戒慎不睹，恐惧不闻”进行阐述。问：“‘不睹不闻’是说本体，‘戒慎恐惧’是说功夫否”？先生曰：“此处须信得本体原是不睹不闻的，亦原是戒慎恐惧的。戒慎恐惧，不曾在不睹不闻上加得些子。见得真时，便谓戒慎恐惧是本体，不睹不闻是功夫，亦得”。（《传习录》266条）

其实更应该结合《大学》“修身在正其心”章来解“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一句，乃至《中庸》首章。虽然后人对曾子著《大学》和子思作《中庸》提出质疑，但从文理上可以断定《大学》成书在《中庸》之前，《中庸》在阐述义理时常常参照《大学》文句。

《大学》曰“有所恐惧，则（心）不得其正”，有“所”就有内外物我之对立，就要破除“所”，因而《中庸》加个否定词“不”，曰：恐惧乎其所不闻。《大学》连续说“有所忿懥，有所恐惧，有所好乐，有所忧患”，有四者之一，则心不得其“正”。《中庸》则以“喜怒哀乐之未发”来说“中”，喜、怒、哀、乐对应忿懥、恐惧、好乐、忧患，“正”且“大”，即是“中”。其实“心不在焉，视而不见……”，正是在说“正心”，接近于《中庸》未发之“中”的状态，可惜朱子把《大学》此章意思完全领会颠倒了。《中庸》之“不睹不闻”也是承接《大学》“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而来。此外，《中庸》四章“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乃“发而皆中节”之义，也是相对《大学》“修身”章“食而不知其味”一句而发。

《大学》曰“正心”，《中庸》言“性”不言“心”，论“中”不论“正”。《中庸》首章与《大学》“修身在正其心”章有很深的渊源，然而郑玄与朱子对《大学》“修身”章的注解均不到位。而《研读《传习录》119条却有助于理解《大学》“修身”章。

守衡问：“大学工夫只是诚意，诚意工夫只是格物修齐治平，只诚意尽矣。又有正心之功，有所忿懥好乐，则不得其正，何也”？先生曰：“此要自思得之，知此则知未发之中矣”。守衡再三请。曰：“为学工夫有浅深，初时若不着实用意去好善恶恶，如何能为善去恶？这着实用意，便是诚意。然不知心之本体原无一物，一向着意去好善恶恶，便又多了这分意思，便不是廓然大公，书所谓‘无有作好作恶’，方是本体。所以说有所忿懥好乐，则不得其正。正心只是诚意工夫里面，体当自家心体，常要鉴空衡平，这便是未发之中”。

阳明先生又曰：“正心，复其体也；修身，著其用也”。“正心”与修齐治平之间是“体”与“用”的关系，修齐治平不过是在涵养扩充此心，故曰：“自格物致知至平天下，只是一个明明德，虽亲民，亦明德事也”。

应该以阳明先生“正心，复其体也；修身，著其用也”来解《大学》“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要展现修齐治平之大“用”，先要复得此心之全“体”。“心不在焉”如《中庸》所谓“戒慎不睹，恐惧不闻”。“心不在焉”以下，是复其体之功夫。“在”是他在，不是自在，“不在”乃“反身而诚”之“反”，光明不是向外发散，而是“自明诚”，从而实现孟子所谓“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正是挺立心性之大体的具体表现，阳明所谓“鉴空衡平”，而朱子领会错了，认为这是身不得其修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