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北大的预科只有新招的一年级，可知预科是新建立的。预科一年级的学生人数比本科生多好几倍。预科第一类的一年级生分几个课堂上课，每个课堂容纳七十人左右。教员中间，教外国历史,英国文学史,第二外国语法文的,全是洋人;笑话很多，这里不必多说。只说教中国文学的，有沈尹默，朱希祖，马氏三兄弟之一(记不清是否是马幼渔)，沈坚士(教文字学)。

中国历史和中国地理的教师给我印象深，此刻记忆犹新的，是中国历史教师陈汉章。他是俞曲园的弟子，章太炎的同学。据说，前清末年，京师大学堂聘请他去当教师，他到了北京，宁愿做学生。为的是当时京师大学堂章程有这么一条:毕业生钦赐翰林。陈汉章是为了想得翰林这个头衔而宁愿当学生的。

可是辛亥革命来了，成立中华民国，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陈汉章当翰林的希望完全破灭，而北京大学当时的校长胡仁源仍请他当中国史教师。陈汉章是前清末年就名驰国内的史学家，他教中国历史，自然要显一手。他自编讲义，从上古史开始，特点是重点在于从先秦诸子的作品中搜罗片段，证明欧洲近代科学所谓声光化电，都是我国古已有之，而那时候，现在的欧洲列强还在茹毛饮血时代。甚至说飞机，在先秦就有了，证据是列子上说有飞车。

有一天，他讲完课，正要走出课堂，有个同学忽然问道:“陈先生，你考证出现代欧洲科学，在中国古已有之，为什么后来失传了呢。”陈汉章皱了下眉头说:“这就要继续考证其原因了，这要在先秦时代以后的历史讲到。”那时我插了一句:“陈先生是发思古之幽情，光大汉之天声。”这句话可作赞词，亦可作讽刺。陈老先生看了我一眼，不说什么就走了。

可是那晚，他送个字条来，叫我到他那里去谈谈。不免有点踌躇，猜想起来，他会教训我这黄毛小子，(当时我实足年龄是十七)，但还是去了。不料他并不生气，反而说:“我明知我编的讲义，讲外国现代科学，在二千年前我国都已有了，是牵强附会。但为什么要这样编写呢?扬大汉之天声，说对了一半。鸦片战争以后，清廷畏洋人如虎，士林中养成一种崇拜外国的风气，牢不可破。中国人见洋人奴颜脾膝，实在可耻。忘记我国是文明古国，比洋人强得多。即如校长胡仁源，也是崇拜洋人的。我要打破这个风气，所以编了那样的讲义，聊当针贬。”我当日水觉得陈先生虽迁而实倔强，心里肃然起敬。

陈先生有一次发给我们一份油印的材料，《论经今古文学派》，是他自己编写的;他说，大学本科有个学生提出这个问题，作此答之，也给你们看看。这篇文章，是骈体，每句下都有他自己写的注释。文章有万把字，评述经今古文学派之起源，演变，而他自己则赞扬郑康成破经今古文学裤的顽固的家法，释经对今古文学说有舍有取，可谓有功。他痛斥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是荒谬的。以上所述，只是过去学术界的小掌故，聊以见初期(蔡元培担任校长前)的北大，也有陈汉章那样的爱国的“怪”人。

可惜陈先生早逝，倘若他得见今日之北大，不知将如何欢欣鼓舞，因为他梦想中的强大的“同白种人并肩而无愧色”的中国早已成为现实，而且正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举国一心，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而他早年教过书的北大也面目全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作出贡献。陈汉章字伯强，浙江省象山人，史学著作近百种，原稿为浙江图书馆保存。其写定已印行者有缀学堂丛稿十种。解放后，曾印其《周书后案》、《后汉书补表校录》、《辽史索隐》等三种，编为《史籍丛刊》。据《周书后案》陈氏自序谓“时年七十有三”而不记作序年月。印行此《史籍丛刊》之中华书局编辑部出版说明则谓丛刊影印于一九六O年四月。猜想陈氏逝世当在抗日战争前后。

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