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毒石的传入仰赖传教士，南怀仁《吸毒石原由用法》（撰成于1682-1688年间）是最早记载吸毒石的文献，他指出吸毒石（Lapis Seepentinus）有两种:“生成”和“造成”。前者又称作“蛇石”, 亦译作“菊石”, 乃是毒蛇头部所生之石。后者说是土人用蛇肉和本地之土合制而成的。

随后中国文献亦多有记载甚至发挥，吴震方《岭南杂记》：“吸毒石,乃西洋岛中毒蛇脑中石也。大如扁豆,能吸一切肿毒,即发背亦可治。今货者,乃土人捕此蛇,以土和肉,捣成围棋子大,可吸寻常肿毒及蜈蚣、蛇、蝎所伤,以置患处,黏吸不动,毒尽自脱。亟以人乳浸之,否则石裂矣。乳变緑色,着人畜亦毒,宜远弃之。一石可用数次。真脑石置蛇头,不动为验。”吸毒石主要用来治疗蛇毒（传入中国后往往用于治疗脓疮、痈疽），一旦吸附在伤口上，不到毒汁吸附干净不会掉落，吸过毒的石头置于牛奶中，奶色青黑的话，说明石内毒气已经消散，可以再度使用。

但是《吸毒石原由用法》、《岭南杂记》有关吸毒石的成分组成的论述肯定是道听途说，具有现代生物学常识的人都不会相信他们的说法。古来中外皆有一个特点，就是疗效显著的药物往往被神化，尤其是其来源会被夸大扭曲，究其原因就是为了垄断药品交易，而且古人消息闭塞，且多受迷信思想左右，所以各种怪说法都能有市场。例如龙涎（鲸肠道分泌物），被传为龙酣睡后的涎水。汉甘英出使罗马，被波斯湾安息人欺骗说大海无垠，罗马人长期以为丝绸是树上的羊毛，中国长期不知阿魏真假。再例如玛瑙，现代玛瑙多来自辽宁，然中古时期多来自西域，《太平御览》卷：“魏文帝曰马脑勒赋，日玉属也，出自西域，文理交错有似马脑，故其方因以名之。” 唐陈藏器《本草拾遗》：“玛瑙……赤烂红色，似马之脑，故名，亦云马脑珠。胡人云是马口吐出者，谬言也。 ”这种模式竟然一直延续到明清。而且主角由商人变成了传教士。但是传教士一般来讲并不汲汲于财货，颇怀疑是吸毒石生产者所造谣言导致，甚至这种谬说在欧洲就已经存在了。毕竟吸毒石在欧洲也算稀罕物，大众并不了解，消息皆来自于生产者。

有关吸毒石的效用，我请教了@物理帝师 ，他分析后认为是类似活性炭的东西：“这个就是活性炭吸附水里的杂质是一样的东西……利用了炭类物质的多孔性，超大的表面积具有较强吸附性能……毒吸出来是能到，当然血也吸出来了，吸完掉落很正常，就是那块炭的吸附能力已经用完了，已经饱和了，不能再吸了。”但是他也指出这一定是一种不为大众所知的具有极强吸附能力的物质：“是用特殊的材料烧的炭，吸附能力比木炭强多了。”至于是什么东西烧制的，由于见不到吸毒石原物，无法断定。但我倾向认为它是人工制品，不是自然形成。

吸毒石并非欧洲原产，而是产自于印度，1650年左右传入欧洲。其实中国云南受到印度影响，早已有吸毒石的使用。但是并不为中国上层社会所知，中国内地传教士所拥有的吸毒石等药物,不少是由欧洲商船带到菲律宾，再从菲律宾群岛转运到澳门,然后再进入大陆地区的。入华的耶稣会士传教经费比较充裕,因此,才有可能不时将这些珍贵的吸毒石作为礼物大方地送给中国的官员们。

清末的余德埙《鼠疫抉微》基本上搜罗了清代汉文文献中的重要记载,反映了汉文化视域内吸毒石知识的层累过程。从中可见对吸毒石描写的数种变化，而吸毒石也从蛇石变成了蛇石与蛇角二者混用。总的看来,晚清所描绘的吸毒石知识,更多的是在博物学的视野之内,大多数是节录前人的著作,新的信息较少。关于吸毒石的来源地亦有变化,从原来的小西洋(印度)和西洋两地,合并成了西洋一处。尽管吸毒石的实际应用比较少见,但中医家对吸毒石性能认识还是有变化:从专吸蛇蝎之毒,到用于治痘疹毒、瘟疹毒、伤寒甚至鼠疫。

清末以后，吸毒石已经不见于中国。但是据闻斯里兰卡、印度等地还有使用。希望有机会能一睹其风采。

有关吸毒石重要的研究有陈明《吸毒石與清心丸——燕行使與傳教士的藥物交流》，甄雪燕, 郑金生《吸毒石及其传入考》。本文部分内容来自于这两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