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朴兵

（史学月刊，2012年第9期）

摘编：

唐代的主粮结构主要由粟、麦、稻构成。其中，北方主粮以粟、麦为主，南方以稻为主。由于全国的经济中心和人口主要集中于黄河流域，所以粟、麦的生产和消费在全国占有绝对优势。粟、麦两者相比，粟的地位更高。

唐代主粮结构的发展趋势是麦、稻地位上升，粟的地位下降。唐初，麦的地位不高，为“杂稼”、“杂种”之属，如颜师古注《汉书》时称：“今俗犹谓麦豆之属为杂稼。”唐初赋税征收粟，“乡土无粟，听纳杂种充”。在丰收年景，麦往往无人问津，如唐高宗麟德二年(665年)，“是岁大稔，米斗五钱， 麦不列市”。唐代中期以后，由于城市人口的增长、粟麦轮作的逐渐推广，尤其是饼食的普及，对麦类作物的生产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麦逐渐摆脱了在社会心理中的“杂种”地位，取得了与粟同等的地位，其标志是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实行的“两税法”已明确将麦作为征收的对象。与北方麦类地位的上升相呼应，南方水稻的生产呈现出迅速增长的势头，稻米在唐代主粮结构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促进南方水稻生产发展的主要因素是长江流域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开发。特别是安史之乱以后，由于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使南方劳动力迅速增加，种植水稻的耕地面积有了较快的增长。同时，双季稻在南方的推广也增加了水稻的总产量，促进了稻米在唐代主粮结构中地位的提升。南方稻米自给有余，南粮北运的历史从此揭开序幕，“中唐以后，南粮北运已达上百万石，最高年份竟达300万石。

宋代的主粮结构也主要由粟、麦、稻构成，不过三者的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由唐代的粟、麦、稻格局变成了稻、麦、粟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