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6月24日，丰子恺接受桂林教育局的邀请，带着年迈的岳母、怀孕的妻子，还有他的姐姐以及6个未成年的子女辗转来到桂林，为“全省中学艺术教师暑期培训班”的学员讲课。

课程结束后，丰子恺又应桂林师范学校校长唐现之的邀请，前往桂林师范学校任教。桂林师范学校的生活条件要比丰子恺想象的艰苦一些。不过丰子恺并没有特别在意这些外在情况，他知道，学校已经在很努力地在帮助自己。过去之后，丰子恺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

当时，丰子恺所教的学生有三类：高师班、简师班以及高中班。他在给高师班和简师班上第一堂课时，要求每一位同学作一幅画交上来，想画什么画什么，没有特别的限制。丰子恺这样要求的目的很明确，想借此了解每位学生美术修养的程度。除此之外，他也希望，学生们的这些画成，以后能成为师生之间情感的见证。

丰子恺曾在当年10月31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将来他们毕业时，我可拿出来比较一下。毕竟进步不少，并可留作初相见时的纪念品。五年十年之后，我们相见，拿出这册子来看看，追怀既往，亦可勉励来者。”

给学生们上了一个星期的课后，丰子恺不免忧虑起来。他发现，简师班学生的文化基础太差，有的学生交上来的国文卷，竟然没有一个语句是完全通顺的。虽然高师班的学生素质略好一些，但依旧令丰子恺心怀忧虑。

他于1939年1月17日的日记中如此写道：“近教高师班国文，颇有兴趣。因此班高材生多，比别班能理解我话。最近白居易诗十二首，复选授词十二首，使知中国文学之一斑。后生真可怜，名为高中程度，而读过唐诗者甚少。知道‘词’这个名词者亦廖若晨星。十年不教课矣。不知此是广西学生特有之状态，抑全国高中学生皆如此？若然，学生程度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中国文化遗产若山陵，而中国青年不能承受。可惜可痛，莫甚于此。中国教育局应加注意。”字里行间，展现出丰子恺忧国忧民的一面。

令人敬佩的是，当时的丰子恺居住在两江圩泮塘岭，条件简陋，物资匮乏，再加上还要肩负养家糊口的重担，全家人都靠他一点微薄的薪水艰难度日。但难能可贵的是，丰子恺却坦然处之，将全部的心思用在教书育人上，毫无怨言。

1939年2月28日，是丰子恺在校任教的最后一天。他在离校时的发言中哽咽着说：“在此执教，可说是吾之真正生活的开始，故此校犹如吾之母校，今后远游他方，念及此校，当有‘老家’之感。”一番发自内心的话，令在场的全体师生无不动容。

后来的几年时间里，丰子恺一直没有停止四处奔波的脚步，又先后执教于贵州遵义以及四川重庆等地，为学生们讲授艺术教育以及艺术欣赏等课程。虽然执教的地点在不停地变，但不变的，依旧是丰子恺那颗热爱教学的炽热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