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并创办国学研究院，同时聘请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人为导师，人称清华四大国学大师。在清华大学，陈寅恪除了教书育人，在生活上对学生的关心也无微不至，甚至在他们毕业走向社会后，还亲自“站岗”帮他们找工作。

1931年，学生罗香林父亲去世，给亲戚师友发去了讣闻。陈寅恪接到讣告后，亲自写了一副挽联寄到罗香林家中：“惜公抱经世才而未竟其用，有子治专门学能不负所期。”大名鼎鼎的陈教授竟然送来挽联，给了丧父少年罗香林很大的心理安慰。罗香林动容地说，自己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学生，根本没有想到陈教授竟会如此关心自己，令他内心“感动不已”。

如果说学生在校求学期间，身为老师对他们关心是理所当然义不容辞，那么，等到学生从学校毕业走向社会，还能真心帮助学生的老师，那就凤毛麟角了。

1925年，吴其昌考入清华国学院，虽然拜在梁启超门下，但和王国维、陈寅恪也多有交往。特别是在梁氏去世后，陈寅恪不仅为吴其昌撰写的《梁启超传》写序，同时在1929年时，他还致函陈垣，推荐吴其昌。陈寅恪当时在推荐信中如是写道：“吴君其昌清华研究院高材生，毕业后任南开大学教员，近为美国斯丹福大学经济学会搜集中国经济史材料。吴君高才博学，寅恪最所钦佩……吴君学问必能胜任教职，如不能胜任，则寅恪甘坐滥保之罪。”后来，陈垣接受了陈寅恪的“推荐求托”。

到了1933年，热心肠的陈寅恪又致函傅斯年，推荐学生张荫麟：“昨阅张君荫麟函，言归国后不欲教哲学，而欲研究史学，弟以为如此则北大史学系能聘之最佳。张君为清华近年学生品学俱佳者中之第一人，弟尝谓庚子赔款之成绩，或即在此人之身也……其人记诵博洽而思想有条理，若以之担任中国通史课，恐现今无更较渠适宜之人。若史语所能罗致之，则必为将来最有希望之人材，弟敢书具保证者，盖不同寻常介绍友人之类也。”

当时张荫麟28岁，可谓少年天才。陈寅恪不轻易许可人，然在陈寅恪所有推荐函中，惟此一函，对被荐人赞誉最高。而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与清华大学毕业生中，陈寅恪对张荫麟的赏识也最高。当然，张荫麟日后的学术成就，也无愧陈寅恪的赏识。

可以说，为了帮助学生求职和谋生，帮他们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陈寅恪这边厢忙着“书具保证”，那边厢又甘“坐滥保之罪”，真真是操碎了心。

值得一提的是，像这样帮学生求职的亲笔函件，陈寅恪写了很多，而有些被推荐的人自己并不知道。陈寅恪推荐劳干到语史所工作一事，劳干也是很多年后才知道的。劳干曾这样写道：“等到傅孟真先生逝世后，我也参加到傅先生遗集整理工作之中。在傅先生的一本书中，看到夹着陈先生（陈寅恪）一张回复傅先生的信，对我加以郑重推荐，这件事陈先生从来未曾直接或间接表示过的，使我万分的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