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3月，之前因遭遇国民党通缉的陶行知，在流亡日本近一年后回到上海。当时，因为他的通缉令还尚未撤销，所以根本找不到任何工作，由此一来，他也就没有了任何经济来源。

此时，身边一些曾“关系非常要好”的朋友都纷纷故意躲开陶行知，担心惹火上身。就在陶行知心灰意冷之时，一个朋友却大胆地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这个朋友不是别人，此人便是时为《申报》总编辑的史量才。

当时，《申报》在史量才的主持下，成为抗日进步力量的喉舌。对于学富五车又热衷于教育的陶行知，史量才甚为欣赏，于是，他在各方压力之下，邀请陶行知前往《申报》担任管理处顾问一职。这个职位工作非常轻松，说白了，史量才就是想要借此帮助陶行知解决经济困难。对于史量才的热情相邀，陶行知内心非常感动。

更让陶行知没有想到的是，当史量才得知他要发动“科学下嫁”运动时，二话没说，直接捐款十万元作为活动基金，同时还以《申报》的名义，每月发给陶行知生活补贴。除了得到史量才的资助，再加上陆续出版了一些科普书籍，得到了好几笔稿费后，陶行知的生活慢慢地得到了改善，于是，他将母亲和夫人汪纯宜以及几个孩子接到了上海，租住在武定路石库门，终于把家安顿了下来。

当时，史量才身边的一些朋友问他，如此大张旗鼓地帮助陶行知，不担心个人安危吗？史量才表面平情地回答道：“如果我们做事总是怕前怕后，还能办成什么事情？再说，陶行知先生为了革命和义务办学，一直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我们还有什么可害怕的呢？他不就是我们身边最好的榜样吗？”当这话些传到陶行知耳朵时，他更是对能遇到如此知心的兄长感到幸运。

大作家巴尔扎克曾说：“真正的学者真正了不起的地方，是暗暗做了许多伟大的工作，而生前并不因此出名。” 在我们身边，那些不带有任何目的性、且真正无私地帮助我们的人，是值得我们一生珍惜的挚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