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是文艺学的组成部分, 指按照一定的标准对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包括文学运动、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等)所进行的研究、分析、认识和评价。它从文学实践出发,又反作用于文学实践。曹丕的《典论·论文》是其中的一篇重要文献,受到现代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专家很高的评价,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最早的一篇。

魏晋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有着重大变化的时期,建安文学也是我国古代文学史和文学思想史上大放异彩的重要阶段。曹丕与“体貌英逸”的曹操和“建安之杰”的曹植并称为魏晋“三曹”。或许在名声上,他不及英勇善战并创造一种新文体的父亲和以文采著称的弟弟,但他作为文学家的同时更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文学理论家,他在文学理论及文学批评上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却是不能不让人们给予肯定的,他的《典论·论文》推进了后来的文学理论的研究,从陆机的《文赋》到刘勰的《文心雕龙》,这些著作都或多或少的继承了曹丕的观点。从写作背景上看,曹丕所处的建安时代,社会动荡不安,人们对于人生价值、人生信仰、行为准则、人际关系、生活方式,以至于思维方法,都在重新衡量,重新寻求,没有明确的定向,人各异趣。曹丕的《典论·论文》正是在当时的社会风气、学术思潮和文学发展的多种因素影响下写出的。在这样一个从思想到生活都变动不居的时期, 人们开始真正地去认识自己作为人的地位和价位。曹丕把自己对人生问题探求的理论成果汇聚并贯注于《典论·论文》之中,以文学观念的形式反映魏晋时代人们对自身所做的超越前代的解剖,并在文学的创造和批评方面则表现为“文学的自觉”。

《典论》一文,是曹丕做太子时精心写下的著作。它的书写本至宋朝就已经亡佚了,只有在古籍中才偶见《典论》的零篇断简。《论文》一篇可以说是《典论》中最重要的一篇,主要阐述了有关文章的评论和写作方面的问题。他对人生意义的思考,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及对文学具有真正独立的地位和价值的认可,是在对各种文体的区分,以及所提出的“文以气为主”的主张和文学批评的原则等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也正是在曹丕《典论·论文》中,文学才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谈到作家的创作个性与作品的风格问题时提出“文气说”,他指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曹丕所说的“文以气为主”中的“气”是才气的意思。是指文学是作者个人生命的外在表现,作品的风格表现决定于作者本身的生命才气。中国古代常说“文如其人”,法国人学者布封也说:“风格即人”,可见,人们用人格来说明风格。“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这也是曹丕《典论·论文》中文学理论的核心。他认为作家只有做到“文以气为主”,作品才能体现“气之清浊有体”。作家本身具有的才气的特征是无法模拟的。独特的才气构成文学家独特的审美心理,形成独特的创作个性,以致其作品就会呈现出独特的文气,正是作家本身的主观的气质、个性和才气决定了他文章的文气,进而形成各自的独特风格,而这种风格也是不容取代和模拟的,各有所长,难可兼容。在强调了“气”是形成风格的主要根据的基础上,曹丕将一个作家的个性气质及其在作品中反映出来的风格,又分为“清”所代表的俊美豪迈的阳刚之气和“浊”所代表的沉郁厚重的阴柔之气两大类。他本人比较倾向于前者,这种很有价值的美学思想在后来刘勰的《文心雕龙》的《养气》篇中得到了很好的继承。

在对待文学批评的态度上,曹丕在《论文》中提出了他对文学批评的看法。《论文》开门见山地指出:“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各以所长,相轻所短”。这里指出了文人互相品评的风气是“自古而然”,并且是“各以所长,相轻所短”,也就是说文人只看到自己的长处,认为自己的文章好,贬低别人的文章。而“贵远贱近,向声背实”也揭示了那种重视历史久远的、轻视近代的盲目追求虚名的现象。曹丕认为这两种错误的思想观念有碍于文学批评的顺利进行。作者认为,进行文学批评时,首先要清楚全面地了解自己,然后才能正确地评论别人和别人的作品,也就是要做到审己以度人。只有批评家做到设身处地进行文学批评,批评的结果才会是比较全面客观和符合实际。

《典论·论文》还提出了文学的分类也就是文体论,即体裁与艺术效果的结合,提出“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文非一体”的“体”字,指文学作品的体裁和它所呈现的艺术效果。文学作品体裁的区分是根据语言文字所构成的形式的而定,而同一体裁往往会因为艺术形式的不同呈现不同能够的艺术效果。曹丕提出体裁应通过艺术形式与它所呈现效果的相结合,二者的协调统一才会使作品具有艺术的生命也就是文学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