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红灯记》是一部以歌颂我国抗日战争时期，敌占区人民和抗日武装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坚持斗争的戏剧。既然剧名为《红灯记》，毫无疑问，在整部戏剧中“红灯”便是极为重要的一条线索，并且贯穿了整部剧目的前后。围绕着这一盏小小的“红灯”，全剧展现出了一幕幕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同时又感人肺腑的情景，一盏小小的“红灯”勾勒出了惊心动魄的抗日斗争，同时成为这一没有血缘关系的特殊家庭代代相传的精神徽章，最后成为战斗胜利的最佳象征。

于是，“红灯”这一具体的形象在剧中就有了多重符号意义，进而通过这样一个具体形象，表达了超越这一形象本身的、不同的多重符号意义，以表现和强调了主题思想。符号的“所指”即是符号的内涵意义，而符号的“能指”即是符号的外延意义，在不同的具体环境中，符号的外延意义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滑动。在《红灯记》中，“红灯”这唯一的“所指”，在不同的环境中意义发生了滑动，进而产生出多重“能指”。具体来看，包括了以下五个具体的滑动符号意义：1、联络交通员往来的“信号灯”；2、保障抗日力量接头的“警示灯”；3、特殊家庭力量的“凝聚灯”；4、困难迷途之际的“导航灯”；5、战胜敌人时的“胜利灯”。

在日常生活中，“红灯”的本意应当是作为提醒之用的信号灯。在本剧中，主角李玉和本是一名铁路工人，手中的一盏红灯是用来提醒过往列车注意的信号灯，是一件非常普通的日常工作用具，也是不会引起别人注意的普通物品，这就是“红灯”的本意。但在残酷的抗日斗争环境中，这一盏普通的红灯不再普通，它不仅仅作为一个日常生活中的符号而存在，而是作为具有多重外延意义的特殊符号而存在的。特别是在不同的具体环境之中，其外延意义的滑动

一、联络交通员往来的“信号灯”。

在严峻的形势下，抗日武装力量只能利用列车等交通工具秘密来往于日占区，在铁道工作的李玉和利用手中的一盏红灯，作为“信号灯”指示来往于这里的抗日武装交通员，并在其跳下火车后利用此灯联络接头。如此一来，原本只是铁路调度中的普通“红灯”，其符号意义就不再是原意，而是在此情景下就被赋予了新的外延义：即被利用来作为指示联络通信人员的信号灯，从而实现秘密的交通工作。在意义的滑动过程中，“红灯”这一符号就被融入了新的意义，从而具有了与原意不同的情感意义。也就是说，日常生活中的普通日用品，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具体环境中，其符号的内涵并没有发生变化，但其能指方向发生了转移，意义滑动导致其外延的变化，普通的符号被赋予了特殊的象征意义。

二、保障抗日力量联系的“警示灯”。

在该剧的剧情中，日军方面派出了宪兵队伍长作为假通信员前来刺探情报，这个时候“红灯”再次发挥了鉴别和警示的作用。侵略者是无法透过“红灯”这一符号的本意而看出其外延涵义的，因为在特殊环境中的“红灯”具有“信号灯”的识别作用。而在此刻，因为甄别出了侵略者假扮的交通员，在此具体情境中“红灯”的符号意义再次发生滑动，而成为了“警示灯”，引申出了新的意义。由此可以看出，在戏剧中，当“红灯”这一符号被赋予新的象征意义的时候，对这一意义的解读就发生了变化，而在这样的多重解读环境中，其“红灯”的符号形象又被引申出了更新的意义，意义的滑动就在这样的解读语境和环境中发生了，“红灯”这一符号的新外延就是这样产生的。

三、特殊家庭情感的“凝聚灯”。

剧中李玉和、李奶奶、李铁梅这一家三口并不是真正的血亲，而是一种类似于《赵氏孤儿》式的，通过友情进而连接起来的特殊家庭，一种道德的情感和抗日救国的感情将一家三口人紧密地团结在了一起。“红灯”这一形象，此时此刻的外延涵义再次发生了滑动，成为这一家三口情感的“象征物”，成为祖孙三代人意志的“传承物”，因而成为了这个特殊家庭情感的“凝聚灯”。特别是在剧中重头戏李玉和被捕赴宴这一部分，以及之后李奶奶将“红灯”传给铁梅，非常形象的表现了祖孙三代人代代相传，坚强的意志和坚决的决心，“红灯”成为寄托这种感情的载体，成为凝聚这种特殊抗日家庭的承载物。这一寻常的生活符号在此环境中又被赋予了新的外延，其符号象征意义又有了新的解释。

四、困难迷途之际的“导航灯”。

剧中的高潮部分就是李玉和与李奶奶被押赴刑场，这个时候担负起隆滩与松岭根据地联络任务的重担就落到了尚未成年的李铁梅肩上。用剧中的经典台词“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来概括铁梅是最恰当不过的，没有了父亲和奶奶的帮助与指引，李铁梅暂时陷入了迷途之中，而且面对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要想完成前往根据地的任务也是困难重重的。在这样一种复杂的环境之中，“红灯”这一符号的能指意义又发生了滑动，特别是当李铁梅站在“红灯”旁边，感受到了父亲和奶奶那种抗日救国思想的感召，将头上辫子一甩的那一瞬间，“红灯”就已经帮她下定了决心、鼓足了勇气、指明了方向、照亮了路程。这一瞬间“红灯”毫无疑问的成为了李铁梅在困难迷途之际的“导航灯”，为她指明了今后抗日斗争道路上的前进方向，手中的红灯就是李铁梅在抗日道路上前进的方向盘和动力之源。

五、战胜敌人时的“胜利灯”。

在整部京剧的最后一幕中，根据地的游击队员们成功地消灭了前来进攻的日本侵略者，取得了战斗的胜利，密码本也被李铁梅成功地送到了根据地游击队的手中，整个战斗都取得了胜利。而在这个时候，“红灯”再次出现了，这一次出现所发生的意义滑动就不再是单重意义滑动了，而是同时发生了多重意义的滑动。首先，“红灯”出现在胜利的这一幕中，其最为核心的“红”实际上提现了中国传统符号中“红色”所象征的胜利庆祝的意义；而红色的灯在此情此景中又表现了“红色”的抗日武装力量的胜利，“灯”更是照亮了今后的抗日斗争道路，也可以解读为“象征着”照亮了整个民族的抗日斗争前途。

同时，这盏灯又是李玉和、李奶奶进行抗日斗争的武器，也是他们抗日爱国思想的传承物，在他们牺牲之后，这盏“红灯”出现在了胜利大结局中，同时这一符号也就象征着他们这些抗日烈士永垂不朽，其英勇无畏的精神永存于世间，就像那一盏红灯一样永远放射着光芒，照亮着抗日斗争的道路。从这样一个角度也可以解读为，“红灯”的“红色”就是抗日先烈们的鲜血染红的，“红灯”这一形象符号实际上就是这些为国捐躯者们的化身。这样多重的意义同时在滑动中产生，也就意味着在这样一个环境中“红灯”这一符号的外延再次变化，用“胜利灯”才能概括这样同时发生的多重意义滑动。

所以，从京剧《红灯记》中，我们可以看出“红灯”，作为形象的符号，其内涵意义没有发生变化的同时，在所处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这个“红灯”符号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意义的滑动，这种滑动的出现方式或是多种多样的，而经过滑动出现的意义也会是多重的，其具体的情况也是不同的。

在《红灯记》中，“红灯”作为一个形象，在舞台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其外延涵义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一种情况是环境的变化导致符号的象征意义发生变化，就比如说“红灯”符号象征意义的第一种变化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是对已经变化的符号象征意义解读过程中，再次被引发新的环境变化，由此又引发了新的符号象征意义来。而且，我们还能够注意到，新的象征意义产生并不一定是一个环境中产生一个的，可以在同一个环境变化过程中，发生多次滑动，从中产生多重新的符号象征意义，而这些不同的符号象征意义可以在不同的时间和条件存在于形象之中，也可以同时存在与这个形象之中，这也就是符号象征“所指”的唯一指向“能指”的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