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文明或一个国家民族步入伟大时代的指标性要素是什么?应当是创造出走在人类文明前列的思想文化成果。扪心自问我们已经或正在创造这种成果吗〗
前天受家明先生之邀,赴广州参加2019年“南国书香节”,在展馆做了一场演讲。说实话,在一个人声鼎沸的场所搞演讲,我没有太多期许,所以前往,一方面是老朋友之邀,另一方面借机感知大众阅读热情,以及作者和出版者是否向社会提供了高质量的精神产品。
现场所见,人流比预想的要多,听众在嘈杂的场馆听讲,热情比想像的要高,有位老同志甚至是等我吃完盒饭后合影。
这合乎逻辑,因为人没有饭吃时只关心吃饭问题,有了饭吃后必追求精神享受。今日中国,已经奠定了较坚实的物质基础,开始由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时代启程。
这里我关心的主要问题是,既然国家民族走向伟大的重要标志,在于诞生一批思想成果光耀世界的大思想家,那么追求伟大复兴的中国,是否正在孕育和成长着一批思想家及其大思想成果?如果有则反映在出版物上,如果没有其原因何在?回京后两天,问题紊绕在脑际挥之不去。
以我在展馆里的观察和直觉,我们没有这样的人和成果,并且也没有产生出来的迹象。为什么在经济领域取得如此巨大成绩的情况下,思想领域落差如此之大?这是作者、出版者和管理者必须直面的问题,其实也是国家和民族必须回答的时代命题。
作者要回答,自己有没有能力和勇气承担人文启蒙的责任?有没有能力反映在对人类文明的正确理解,及其基础上创造新知。有没有勇气反映在开风气之先,如果没有勇气讲真理和真话,能不能保证不说假话和胡话。
出版者要回答,即便受多重婆婆的管束,编辑出版空间很小,至少可以在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允许的和争取的之间找到平衡点,让闪耀着些许思想火花的成果不至于熄灭,这是应该和能够做的。自己做了没有,还有多大差距。
管理者要回答,既然掌握着思想成果能否面世的生杀大权,是否按照中央要求的“担当精神”开展工作,是否着眼国家民族人文素质提升履职用权。如果把几年前已经为国家认定的重点图书操作成敏感作品,这种逻辑和行为会不会把社会引向思想和精神的荒漠?我们每个人终将接受社会的追问和灵魂的拷问,那里道出的不该是弄权,抑或不担当而来的酸楚。
至于全社会直面和回答的时代命题,就让我们每个人用心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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