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访涉及三方面：上访者、地方政府和官员、中央政府。所以，讨论上访问题需要先对各方作些相关性认识。

其一，上千年的传统文化塑造出柔性十足的民族性格，因此而来的是中国人好管理。

其二，制度设计决定了官员要接受法和党纪政纪的双重约束，二者根本目的一致，但逻辑和运行方式有差异，因此向地方政府和官员提出更高要求。

其三，党的先进性决定了中央政府要承担起较其他国家政府更广泛的责任，一定意义上这个责任带有相对无限性。要站上道义制高点，就必须落实无限责任，并且要完美无瑕，至少理论上该这样。

上述都存在二重性，处理得好，真正激发出各自存在的积极方面，便形成有机的良性互动，反之则亦反。毋庸讳言，当下已经形成悖论，步入怪圈。

有个现象一直让人心生疑惑，网络上常常出现地方政府或单位为了看住一个上访户，不惜多人紧盯，也就是电影《秋菊打官司》中的现象，其成本之高可想而知。为什么不把这个成本放到解决问题，而是走到解决生成问题的人上来？看似不合逻辑，其实逻辑的必然。

很长时间来，人民群众中已然形成共识，中央政府真心为人民群众着想，问题出在有些地方官员成了“歪嘴和尚”，要解决自己的问题，希望在北京。

从执政的角度讲，中央政府必须给最弱势的那一部分人以希望，这既是政治要求，精神大厦建设的要求，还是我们的制度模式和权力运行使然。问题是中央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出政策，不可能解决所有人的具体问题，因此接访后解决问题，仍然要靠地方。只是发回地方时要通过问责机制体现中央政府为民责任和情怀。这也是维护中央政府形象的要求。

中央政府通过严厉问责地方消除矛盾问题，避免太多上访者滞留北京，产生政治上的负面影响。又因为北京政治活动多，注定把社会问题引向政治问题，严肃性敏感性因此突出出来，这就有了重大政治活动期间“零上访”的要求。

中央政府对地方施压越大，访民越是把解决自己问题的希望寄托于北京。同时，因上访惩处地方干部越多越重，心存不满的上访者就会采取更极端的方式触动北京敏感的神经，以求向地方更大力度施压。如此下来，地方政府和官员只能两种选择取其一，一个是花钱买平安，另一个就是严防死守。前者属于饮鸩止渴，后者无疑于扬汤止沸，都不是解决问题之法。

问题没有解决，却演化成猫鼠游戏，走到极处，各方便不再关心事实本身和如何解决问题，而是努力使自己获得主动权，占据道义的制高点。所以，上访存在的悖论和怪圈已经很严重，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

怎样解决？技术性路径可以罗列出许多，包括遵循执政和行政规律，避免将社会问题过度政治化、敏感化，等等。但根本出路还在于走法治道路。所有人必须达成共识，只有走司法途径，才能获得公平正义。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由上访转身法律，首要的是各级政府带头守法，让群众相信司法道路走得通。这也是走出上访怪圈，步入司法通道的关键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