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范锦甫造、逸公氏镌朱泥圆珠提梁壶

 

2021.1.1 陈宗嶽写于台北

　　尺寸：长11.5公分*宽6.6公分*高9.7公分

底款：“锦甫造器”印

壶身一面镌刻诗；

竹炉松风，故乡仙客行；

提壶化境，吟诗歌桃源。

逸公氏镌

另一面镌刻：

六枚战国、汉、明清时期各式钱币的形与文。

这件范锦甫造、逸公氏镌刻的三叉提梁壶为罕见的朱泥制成，作三叉提梁式，壶身饱满，提梁圆劲，衔接紧密，彷如一体。壶呈圆珠形，鼓腹，平底。壶把作三叉提梁式，把柄合手，便于提取。高架三叉提梁相交于壶体上方，曲中有直，直中有弯，勾勒婉转，信手而成。平盖上凸起圆柱钮，高耸流顺。朱泥质地温润，带有细颗粒砂泥。此壶提梁的造型与壶身浑然一体，使作品具有平衡性而又不失活泼。

一、制作在1930年代的推断

这样的三叉柄提梁壶始于清代嘉庆年间陈曼生设计的“南瓜提梁壶”，到了光绪年间的玉成窑文人壶特别喜欢制作这样类似南瓜提梁壶式的石铫壶，并且一直延续到1920年代。

这把朱泥圆珠提梁壶的提把是1870年至1930年间流行的三叉柄提梁，壶身却是跳脱石铫定型而采圆润的宝珠形。使用的朱泥材质颜色红艳，泥质细腻润泽，间杂有大小不一的颗粒，显示人工练泥的特性。

这朱泥圆珠提梁壶的制作年代，依据壶上镌刻的“逸公氏镌”，查得2016-12-06 北京保利2016秋季拍卖会“稽古—中国文房艺术与紫砂茗具”有一个“民国逸公氏摹古并镌立信陶厂出品紫泥粉黑浆盆”，在盆的一侧刻有“建平，时在壬午（1942年）孟冬之吉，逸公氏摹古并镌”铭文。得知“逸公氏镌”在1942年仍然活跃。另依据制壶艺人落在壶底的“（范）锦甫造器”的底款，查得2018-12-08北京保利2018秋季拍卖会“稽古—紫砂茗具与中国文房艺术”有一把民国范锦甫制、跂陶主人刻三叉提梁壶，“锦甫”盖款，“金鼎商标”底款，铭文：“汉砖瓦文，跂陶主人刻”、“春花余馥佳圆曲，壬申（1932年）冬”，得知范锦甫在1932年曾做过类似的三叉提梁壶，参酌范锦甫的生卒年（1880年-1950年），以及这样的朱泥壶必须在紫砂器艺昌盛的年代才有能力制作，因而断定这把朱泥圆珠提梁壶制作于1930年代，是次于晚明、乾隆、晚清之后的历史上紫砂器艺第四个高峰的年代。

二、壶身铭文的解析

这把壶身镌刻诗文：“竹炉松风，故乡仙客行；提壶化境，吟诗歌桃源。”出于苏轼在宜兴时设计的一种提梁式紫砂壶，后人特地把此种壶式命名为“东坡提梁壶”，“松风竹炉，提壶相呼”，即是描写苏轼用此壶烹茗独饮时的生动写照。

另外因为是行草书体，其中的草书又特别的难以辨识，因此接连请教了四位书法老师才得辨识出这首诗，诚属不易，这也是玩味这样“诗书画印”四全的文人壶迷人的地方，但是也会“打墙”许久，直到解读出来才能满心畅快！

三、壶身镌刻六枚古钱的解析：

1、清代宝源局制钱，铭满文“宝源”，指清代铸钱局宝源局：顺治元年冬开铸，光绪三十一年停办。

2、战国时期齐国刀币，铭“夻（法的意思）化（货的意思）”，意思是：法定或标准货币”。齐法化”是战国后期齐国统一货币，可“合六面成规”，即六枚“齐法化”刀币首尾依次衔接，能构成规则的大圆环，铸造工艺非常考究。 战国中期齐威王、齐宣王（公元前378—324年）为同意币制而铸行的大型倒币。 面文“齐”指齐都城临淄，“法化”意为标准货币。 刀身通长18厘米左右，重约46—48克，因铸造粗疏而略有大小。

3、新莽时期一孔布币，铭“货布”。王莽天凤元年（公元14年）第四次货币改制时铸，与货泉并行，一布当货泉二十五，亦当暂行留用的大泉五十钱二十五枚。货布制作较“十布”厚实工整，面背及穿孔有廓，中竖线止于穿下，“货布”二字作垂针篆列于两侧，书体潇洒俊逸。通长5.6厘米左右，平均重约16.5克。货布自天风元年至新莽灭亡（公元23年）铸行十年之久，与“大泉五十”、 “货泉”合为王莽三大．“长命钱”，故传世较丰。

4、圆钱（铭“家”），推测是一种花钱。

5、战国时期赵国圆足布币，铭“蔺”。古代“蔺”的地望在今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以西，在战国前期系赵国城邑，后归秦国。其发现的战国钱币--圆足布分为大小二等，此系赵国所铸行的大圆足布之一。

6、花钱（明清时代的玩赏钱，铭“吉祥平安”）。

四、范锦甫

范锦甫，宜兴紫砂艺人，民国紫砂十八家之一，为范承甫(艺名大生，1874年～1942年)的弟弟，其生卒年与范大生（推测约：1880年-1950年）差不多，祖辈皆以紫砂为业，精于制壶，善作花货，香港茶具文物馆藏有"范锦甫巧色佛手壶"一具，制作精美，形象逼真，生动传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