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奉仪是肿瘤医院胸内科的资深医生。在肿瘤治疗的领域里，如果说外科医生“就知道动刀子”，那么内科医生就是对“化疗”情有独钟了，所以，我做好准备听她大讲一番化疗的好处。

    可是我很快就发现，冯奉仪大夫不是这种有偏向的人。她在对病人叙述化疗的好处时，不会回避那些不利于化疗的事实，同时还能以相当专业的立场，把一些模糊不清的事实表述得异常清晰。这一切对我做出正确决定至关重要。

    她先是阅读我的肺癌切除手术病历，然后听我叙述发病的全过程。没想到，这位胸科专家被我的脑片吸引了全部注意力。她把眼睛盯着那个乒乓球似的阴影，好一会儿，又抬头把我打量一番，眼里满是疑惑，似乎不相信这个病人现在还能如此这般坐在这里，还能这么清晰地陈述病情。

    在把注意力重新转到那堆胶片之后，她很快发现我的颅内病灶已经明显缩小，忍不住连声说：“有意思。有意思。”同时把胶片一一摊开，招呼她的几位学生过来：“你们看。你们看。”

    “多长时间了？”她再次印证我的病史。

    “一年半。”我回答。

    “用过什么治疗吗？”她又问。

    “你是说在开胸手术前？”我反问。

    “对。”

    “没有。”

    “就是说你没有对脑子病灶采取任何治疗？”她将信将疑。

    “喝牛筋汤算吗？”我说。

    她笑了，不置可否。

    我也笑了。我想这是用不着回答的问题。让一个西医专家说，牛筋汤能杀肿瘤，那就好比让一个天文学家说，蚂蚁能让太阳消失。

    冯奉仪大夫的专长并非神经科，可是，我的“脑瘤”的如此乐观的表现，已经足以让她认定，这是一个孤立现象，不是“转移瘤”。进而断定，我的肺部肿瘤尚未转移，因而属于“早期”。

    一个胸内科专家如此明确把我的肺癌和脑瘤分别对待，这是第一次。

    我觉得松了一大口气：看来我基本上可以摆脱“晚期”的困扰了。

    我试探地提出那个最急切的问题：“还需要做化疗吗？”

    她回答得很干脆：“可做可不做。”

    “化疗的副作用我知道一些。”我问，“我现在想知道，它有多大的好处？”

    “像你这种情况，可以把治愈率从60%提高到62%。”

    这答案既清晰又精确。然而她还是担心我不明白，接着解释，医生所说“治愈率”，更专业的说法叫“临床治愈率”。癌症患者经过治疗后，在五年之内没有再发现可见的转移或复发病灶，叫“五年存活”，在医学上就叫“治愈”。早期肺癌患者手术后的“五年存活率”为60%。而手术之后再做化疗的病人，可以把这个数字提高到62%。

    “提高两个百分点。这是一个平均统计数。”她尽可能客观地向我表述化疗的作用。然后，用征询的眼光看着我，等待我的决定。

    “那我还是不做了吧。”我说，“冒那么大风险，只为两个百分点，好像不值。”

    （待续。摘自《重生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