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每一个人必须面对的所有恐惧之中，没有什么比预知死期将至更加恐怖了。

    时间伴随着接踵而至的消息迅速流逝――坏消息，对坏消息的否定，然后是更坏的消息。万家欢庆、爆竹声声的时候，我们更加绝望。

    要不要接受手术成了家里最紧迫的话题。像所有遭遇癌症袭击的家庭一样，我们心情急迫，度日如年。甚至不能等到春节结束，晓东便匆匆赶往上海，随身带着我在北京的全部会诊记录和胶片。

    一想到要切开脑袋，我们就倾向于到上海去。不仅因为那里的华山医院拥有一个非常好的脑神经外科，还因为我在上海工作多年，知道上海人禀性精细做事严谨，不像北京人那样大而化之，做朋友让你畅快淋漓，做事情却总让你不能放心。然而还有更重要的，我们都抱着一点侥幸心理，希望上海的医生能够否定北京的诊断。因为在这个国家，要论医疗水准，上海是唯一能和北京媲美的城市了。

    可惜上海几乎是重复了北京的诊断。专家们的看法是一边倒的，肺叶上的病灶不算大，不能定论，也还有时间继续观察，可是“脑瘤”这个结论却看不到任何翻案的希望。

    北京造就的绝望气氛，在上海被进一步强化了。医生们甚至还有更大的担忧：由于颅内肿瘤靠近脑干――生命中枢，所以手术过程很容易伤及脑干，危害生命。要想避免意外，就只能切除肿瘤三分之二的部分，以至剩余部分仍会继续生长。如果不手术，脑瘤的生长随时可能压迫脑干，照样危及生命，所以我的死期更加紧迫――可能“只有三个月”。

    他们的陈述大致上勾画出我的未来之路：

    1,尽快实施开颅手术。然后

    2,手术后的继续治疗，也就是化疗和放疗。然后，

    3,密切观察肺部病灶的变化。准备实施第二次手术，打开胸腔，切除肺癌。然后，

    4,继续化疗，继续放疗。

    ……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所有人――晓东、我、还有医生们――都已不作他念。一切具备，就差把我推进手术室里了。

    但是晓东还怀着最后一丝侥幸心理：就算是脑瘤，也别是从肺上跑过来的“转移瘤”。她在友人的陪伴下又去寻访一位专家，只想弄清楚一个问题：“有没有可能……脑子里的东西和肺没关系？”

    “我不敢说100%是有关系的，”具有无限专业敏感又从来不肯把话说绝的医生尽量委婉地回答，“能说有98%吧。”

    “只有2%的机会？2%？”

    “作为医生，我想建议你到上海来做手术。”他接着说，“但是作为朋友，我劝你一句，还是别到上海来吧。”

    “为什么？”

    “因为……因为……家人都在北京。”

    “他是在担心，”晓东后来对我说，“你能活着去上海，却有可能不能活着回北京。”

    在每一个人必须面对的所有恐惧之中，没有什么比预知死期将至更加恐怖了。晓东打来的电话叫我不由自主地想象手术台上的情形。我可以选择去医院切开脑袋，也可选择呆在家里。这可真应了癌症患者圈子里流传的一句话：治，是找死；不治，是等死。

    我躺在床上，仰面朝天，意识在睡梦和清醒之间游移，有如灵魂在人世和天堂之间飘浮。有一阵子，我觉得非去医院不可了。有一阵子，又想到不管怎样我已来日无多，于是强睁眼睛环顾这个家，扶着墙壁走了一圈，不免惆怅。

    12年来我在这个家里住的时间很短，现在一旦离去，也许就真的回不来了。我开始默默地和它告别，又在脑子里面想象自己的后事，接着想到遗嘱……

    疾病击中了我身体内最脆弱的环节，让我变得多愁善感。妻子不在身边让我感到孤独和无助，好在有儿子守在身边。他一放假就回家来陪我，朝夕不离，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耐心和体贴。几天前他从妈妈口中知道噩耗，母子二人抱头痛哭一场。从那一刻，他已长大成人。

    他为我买来一大堆光盘，包括了所有相声大师的全集。他在想方设法让我开心，就像他幼年时代我总是千方百计哄他笑一样。

    我试了试，尽管头痛不已，眼睛不能睁开，但是耳朵的听觉依然健在。我开始重听那些耳熟能详的老相声，还第一次听了郭德刚的新段子。笑声重新回到这个家。它让我的注意力从疼痛不已的脑袋上离开。

    我开始聆听更多的声音。有古典音乐，有轻音乐，尤其是钢琴、长笛、古筝和琵琶的音韵让我觉得舒服。

    有一张光盘是多年以前在杭州灵隐寺买的，名叫《佛颂》，一直尘封在案，现在打开了。一曲响起，缓缓荡漾，余音绕梁，由身外到心内，渐渐宁静、纯洁和虚空，不禁悠然神往，有一会儿甚至忘了疾病。

    大约在第六天，我试着自己下床，手扶墙壁在屋里行走。还好，头晕眼花的程度并没有加重，我也还能支撑自己。

    于是我得寸进尺，走到院子里。儿子在一旁搀着我，极力找些轻松话题对我述说。父子二人沿着花园里的小径走了一圈，再走一圈。

   “他小时候，我牵着他。现在他大了，我老了，他牵着我。”我这样想，“人生有此，还有什么不知足呢！”

    晓东初五那天回来了，心里怀着一个强烈的矛盾，不能开释：想要把我送到上海去接受治疗：却又怕应了那个医生的劝告，一去不回。她一路上不住流泪，从上海流到北京，推开家门，却见我和儿子正坐在餐桌前聊天，笑声不断。柔和的灯光包围着我们，充满温馨。

    她后来告诉我，就是在这一刻，她做了个决定：不把我送到上海去！即便只有“三个月”，也要让丈夫和家人在一起，快乐地度过每一天！

    （待续）

    【作者附言：这个故事包含了我没有盲目听从医生而避免错误，也包含了我因过分怀疑医生而犯下错误；包含了一些我无法相信的医生，也包含了一些让我信任信服、最后真的救了我的好医生；包含了我拒绝的治疗，也包含了我接受的正规治疗；包含了我的恐惧和绝望，也包含了我在无所适从又很外行的情形下，凭借什么做出决定。说到底，这是一个如何让自己少犯错误和寻找好医生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