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着晓东的搀扶，我摇摇晃晃走出家门，就像所有癌症患者一样，开始了慕名投医的漫漫路程。

    周围的朋友纷纷建议我们去北京一家大医院，大家都说，对付我这种病，这家医院是最好的。我们所能得到的全部资料――新闻、研究报告和网上信息，也都显示它的神经外科是“全国排名第一”。有位主任拥有一大堆耀眼头衔，是我们国家最好的神经外科专家、手术台上操刀开颅的第一高手，既迅速又可靠。

    可惜那位主任不在北京。幸运的是我们找到另外一位主任，据说也是大权威。于是我们打定主意，无论如何见到他，来一回最权威最专业最有临床经验的诊断。

    忍耐了两个小时的路上颠簸和头晕目眩，又花了300元钱挂上“专家号”，我们终于获得机会面见“主任”。尽管是个“特需门诊”，却没有谁来给我们约定一个准确时间，所以还要经过一番漫长的等待。

    四周全是等候就诊的病人，绕着专家诊疗室外面的门廊坐了一圈又一圈，每一张脸都带着混沌不清的绝望和希望，也显示着这位“主任”的确享有盛名，肩负着如此众多的期待。我好不容易找个座位坐下，由于晕眩和畏光，几天来我一直半闭着双眼，还戴着一幅墨镜用来遮光，即使在屋里也不敢摘下。

    我们在昏暗之中耐心等了两个多小时，终于在下班前的最后几分钟见到“主任”。我不知道这里到底谁是神经外科主任，反正听到别人都叫他“主任”，我们进门也就忙着叫“主任”。

    他不动声色，只微微点一下头算是作答。

    我的内心充满敬畏，意识到这是一个关键时刻，赶忙摘下墨镜，努力睁开双眼，尽力传递我的尊敬，同时想要看清楚这位能够救我性命的人。

    于是我看到一个圆脸薄发、保养很好、面容白皙的中年男人。他只看我一眼，便把注意力集中到我的核磁共振胶片上。

    我强打精神，试图叙述我的突然发作的症状，可是很快发现他对我的话不感兴趣。他的热情似乎只是向他对面的年轻医生侃侃而谈，年轻医生则是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我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但是可以感觉到，他认为我脑袋里的病灶是恶性肿瘤，并且列举胶片上呈现的种种特征加以证明。

    我努力提高声音，希望把他的注意力转移到我身上来。他看我一眼，因为我打扰了他而显得很不高兴。

    “突然发作的？”这是他第一次对我问话，我还来不及回答，他就自己先做了结论：“不会是突然的吧！”

    我注意到“突发”这个细节引起了他的注意，但却在转瞬间就被他否定了。看来他不相信病人，只相信机器，相信那张没有色彩没有温度没有生命的胶片。也许他认为我的脑子已被损害，必定思维混乱，所以根本不相信我还能讲清楚事情经过。

    不久之后我就知道，头部疼痛晕眩的症状是“突发”还是“渐发”，对其病灶性质的临床诊断是个关键环节。可是那时候我还完全不知这中间的区别。我由衷地觉得自己是那么无知那么渺小，而面前这位专家又是那么博学那么伟大。

    “主任”延续着自己的思维，对我依然视而不见。他的目光还在他的学生身上。他从喉咙深处缓慢地发出一种坚定不移的声音，像讲课，又像训话。为了让自己的话更有说服力，他伸出一根手指，用力地在我的胶片上指指点点。这样的过程持续了几分钟，他一直在对他的学生高谈阔论。我忽然觉得自己并不是他的一个病人，而只不过是一个病例，在适当的时候自己送上门来，做了他的教学标本。

    这种感觉很快影响了我的心情。我能理解由于病人太多，所以医生只能让病人排很长时间的队、看很短时间的病，但我不能理解他们怎么会如此不在乎病人的心理感受。我能理解医生因为见多不怪而产生的不耐烦和冷漠，但我实在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们只知道那些仪器、胶片和检验报告，而完全不顾及病人自己的身体症状。德高望重的医生门下理应高徒满座，他们利用临床病例来教导弟子也是必不可少，可是我却很难想象，他们既然已经与病人“特约”自己的时间，并且为此收费，竟又不肯把时间专注在病人身上。这情景就如同你花了一大笔钱之后来到埃及金字塔，经验丰富的导游把钱揣进口袋却视你如无物，扭过脸去教导他自己的儿子如何谋生。

    晓东和我一样，急于把他的注意力拉回到我们身上。她急切地想要弄清楚我脑子里的肿瘤和肺上的病灶是否有关，话句话说，是不是“转移瘤”。因为这关系着她丈夫是有救还是没救。她终于忍不住打断了专家的演讲，把这问题再次提出。

    “你想让它有联系？”他朝这边斜了一眼，不肯回答问题却刻薄地反问一句，嘴角带着明显的嘲弄和不屑，“是吗？”

    我们摄于“主任”的威严，不再作声，只敢在心里嘀咕。我怎么也没想到，他会用如此盛气凌人的方式来对待一个他说不清楚的问题。

    然而让我意外的还不止这一个“问号”。在向他的学生展示了博大的医学知识和临床经验之后，“主任”在我的诊疗本上写下他的高见。他记录了左脑的“占位性病变”，还写了右小脑和右脑顶部都有“异常信号”，结论是：

    “胶质瘤？多发转移性病变待除外。”

    “左脑”、“右脑”、“右顶”，这表明至少有三处病变！

    “胶质瘤”、“占位”，还有“多发转移”，这表明它们全都属于“恶性”！

    此外还有一个“？”和一个“待除外”，表明这是一个既明确而又大有回旋余地的诊断结论！

    告别“主任”时天已大黑。医生下班了，病人也散了，刚才拥挤不堪的医院走廊现在空荡荡的。我倚着晓东，两人并肩，蹒跚而行，感觉又冷又无助。在经过令人难以承受的路上颠簸、漫长的等候和期待之后，我们得到的仅仅一张“专家门诊挂号费发票”，以及一篇演讲、一个“问号”，和一个模棱两可的“待除外”。我们沮丧地发现还是在原来的起点上踏步，既不能确定自己得了什么病，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用文字甚至标点符号来造成一种“模棱两可”的诊断结论，对医生来说是最简单最安全的选择。医生要给自己留有余地，可退可进。但是，对我和我的家人来说，这种“模棱两可”比一个最糟糕的诊断结论还要糟。在以后的15个月里，类似的“演讲”和“诊断”我又遇到许多次，而我除了越来越疑惑和沮丧之外似乎别无收获。一想到还要按照这位大牌专家的指点去完成新一轮检查，然后把“专家特约门诊”如此这般重来一遍，我的脑袋便越发疼痛晕眩起来。

    （待续）

    【作者附言：这个故事包含了我没有盲目听从医生而避免错误，也包含了我因过分怀疑医生而犯下错误；包含了一些我无法相信的医生，也包含了一些让我信任信服、最后真的救了我的好医生；包含了我拒绝的治疗，也包含了我接受的正规治疗；包含了我的恐惧和绝望，也包含了我在无所适从又很外行的情形下，凭借什么做出决定。说到底，这是一个如何让自己少犯错误和寻找好医生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