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温州市瓯海杨府山土墩墓的年代及相关问题

——兼论浙江地区出土铜铙年代（彭适凡、孙一鸣）

2003年, 在浙江温州市瓯海杨府山发掘了一座平地掩埋的土墩墓, 出土随葬品较为丰富, 包括青铜礼乐器、兵器和玉饰品等多达 83 件。浙东地区发现的土墩墓较少, 而该墓的随葬品又如此丰富, 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关注与重视。本文拟就该墓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谈一些不成熟的意见, 供考古学界同仁研究参考。

一

据已有的资料, 浙江地区考古发掘出土的商周青铜器很少, 至今已发掘了百余座土墩墓, 出土青铜器的仅有台州黄岩小人尖西周土墩墓。这次在杨府山土墩墓出土了大批青铜礼乐器和兵器, 比台州土墩墓多得多, 构成了较为完整的一整套青铜器组合。在浙江甚至整个南方地区, 商代、西周墓葬出土有成套青铜礼器和兵器的, 过去仅见于江西、湖南、江苏和皖南的几例。因此, 研究杨府山土墩墓青铜礼乐器和兵器的组合, 特别是考证其较准确的年代, 对于探索商周时期南方古民族的分布及其文化面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乃至社会性质诸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杨府山土墩墓的年代, 在《发掘简报》结语中, 通过对墓中出土青铜礼器鼎、簋和乐器铙以及玉器等特征的分析比较, 断定“该墓的年代为西周中期晚断”。但笔者反复研究比较之后,总觉得这一断代似乎偏晚, 最晚也应在西周初期。

首先, 从青铜礼器鼎、簋来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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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铜鼎（瓯海杨府山土墩墓出土）

鼎 (M1: 2 ) 直口微敛, 窄平折沿, 深腹, 圜底, 索状立耳也稍向内敛, 底附三兽蹄足 ( 图一) 。在与三足相对应的腹部, 均竖饰一扉棱, 直抵足根部。腹上部的一周纹饰虽因锈蚀严重已漫漶不清, 但其基本结构和特点还是可寻的, 应该是三组简易变体兽面纹, 兽面以扉棱作鼻, 两侧为多组阳线云雷纹;云雷纹由内向外呈方折状外卷, 中间两组的下方，饰有左右对称的凸起反向“C”形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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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铜鼎（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

该鼎的腹较深且饰索状立耳, 兽面纹以扉棱作鼻。其扉棱虽多已残损, 仍可看出为镂空勾戟状 (中原地区的扉棱为实心条状, 有的只用浅凹槽以示隔开) , 与 1976 年浙江安吉县周家湾出土商代晚期铜器中分裆鼎上的扉棱很一致, 与南方其他地区如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青铜器群、中棱水库坝基出土铜鼎, 以及湖南省博物馆所藏晚商铜鼎上的扉棱也表现出一致性。这些特征表明, 该鼎具有较强烈的商代晚期因素。此鼎所饰反向 “C”形纹, 也与湘、赣地区商晚期铜铙上的“C”形纹作风近似。另外, 此鼎的一耳与一足相对应, 即足与耳成四点配置, 尚保留着商代中期流行的特征。尽管此鼎仍保留着上述一些晚商时期的因素, 但考虑底部所附是三蹄足, 其年代不可能早到晚商, 而有可能是商末周初即商周之际, 甚或是西周初年, 但怎么也不可能晚到西周中期的偏晚阶段。近蹄形的鼎足, 过去有的学者曾推定在西周中期之后才出现。但不少考古资料证实, 近蹄形即两端粗中间较细的鼎足, 在晚商时期就有发现, 如安阳后冈圆形祭祀坑出土的戍嗣子圆鼎 ( HGH10：5), 为半空足, 足的中腰略束, 就是近马蹄形。在南方地区出土的一些晚商铜鼎中, 如前举江西、湖南等地出土带勾戟状扉棱的鼎足, 有的就是近蹄形( 图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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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铜簋线描图（瓯海杨府山土墩墓出土M1:3）

簋( M1：3) 为敛口, 窄沿内斜, 束颈, 扁鼓腹, 平底, 圈足( 图三) 。肩部饰一周卷云纹带, 肩、腹之际则等距离装饰有四个牛首形

兽头。腹部以卷云纹作地纹, 并以四兽首为中心, 两侧分别加饰上、下两组凸起而横置的“C”形纹, 每组由两个“C”形纹套合, 下一个“C”形纹的末端都是由外向内卷, 犹如变体简易夔龙纹。口沿和圈足饰弦纹和卷云纹带。内底饰一大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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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铜簋（长兴上曹楼村出土）

与此几乎完全一样的的器形, 1959 年在浙江长兴上草楼村曾出土一件( 图四) ,原报告中也称为簋。簋是一种用来盛稻和黍等饭食的盛食器, 浙江地区发现的这类簋,形制确实和中原地区的簋有差别, 故有的学者曾认为应称“盂”。考虑到“盂”一般形体都偏大, 笔者认为还是称“簋”为好, 它有可能是仿照中原簋而制作的一种新的具有南方特色的簋类器。长兴上草楼村簋在装饰图案上, 其口沿、圈足以及腹部地纹上的卷云纹与杨府山土墩墓所出簋都很相近, 仅是腹部凸起的“C”形纹在结构和布局上有差异。长兴上草楼村簋的“C”形纹似以扉棱为中心, 而在左、右两侧和上、下套合, 而且没有饰牛首形兽头。但必须指出, 两件簋的形制和以特别凸起的“C”形纹装饰的主体风格是完全相同的, 器形也都比较厚重。更值得注意的是, 两件簋都伴出有乳丁纹大铙，长兴上草楼村簋和两件大铙共出, 杨府山簋伴出的铜器中也有一件大铙, 而且这些大铙的形制、纹饰风格完全相同( 详见下文) ; 两件簋腹部凸起的高浮雕“C”形主体纹饰, 也与大铙甬部旋上的凸起“C”形纹特点一致。这就清楚表明, 尽管两件簋出土的地点不同, 一在浙西北的太湖地区, 一在浙东,但无疑应该是同一时代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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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黾纹（1为杨府山铜簋内底，2为新干大洋洲假腹簋内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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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铜铙上之卷云纹（1为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云纹铙钲部；

2为江西新干大洋洲云纹铙钲部；3为江西新干大洋洲云纹铙舞部）

杨府山簋的肩、腹之际有四个牛首形兽头, 这是商代晚期中原地区铜礼器特别是簋上最流行的装饰, 到西周早期已大为减少,只见于少数铜簋或其他器类上。其次, 杨府山和长兴上草楼村簋内底部的大龟纹, 龟背中心所饰涡纹、周围环饰的卷云纹, 以及头、尾及四足的总体构图, 和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假腹簋 ( 或称盘) 的内底部大龟纹基本相同( 图五) 。其周围卷云纹的末端多呈翘刃刀状, 有学者称为“刀刃型的尖端”, 又与新干大洋洲出土六边型腔云纹铙(标本064)、江苏江宁、浙江金华和上海博物馆所藏云纹铙的卷云纹风格相同( 图六) 。当然, 考虑到这种卷云纹风格有一定时间的延续性,故而推定这两件铜簋的年代当为商代末期,甚或为商周之际。有的学者根据其伴出的乳丁枚大铙的类型学考察, 认为其年代为西周早期或西周前期, 那应是最晚的年代了,但怎么也不可能晚到西周中期偏晚阶段。

二

下面拟重点探讨杨府山土墩墓所出一件大铜铙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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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扁圆泡状乳丁铙（瓯海杨府山土墩墓出土）

这件铙( M1：1) 体呈瓦型腔, 属阔腔型铙, 即栾长短于铣间距( 图七) 。平舞无纹; 甬中空带旋, 与腔体相通, 旋上饰凸起的大“C”形纹。铙体两面中央以窄长方形钲间将其分为左、右两区, 每区内饰三排乳丁, 每排三个; 乳丁呈扁圆泡状, 中间有突出乳头, 这是此类铙的最基本特征。篆间饰横向云雷纹带, 钲间则饰两列竖向卷云纹, 隧部和鼓部两侧也满饰云雷纹。通高 47、铣距 35 厘米,重 2315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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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扁圆泡状乳丁铙（浙江盘安深泽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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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扁圆泡状乳丁铙（1为浙江长兴

城关中学出土，2为浙江长兴上草楼村出土）

此类铙, 无论其形制和纹饰, 特别是乳丁呈扁圆泡状且中间有凸出乳头的主体特征, 与 1959 年发现的浙江长兴上草楼村铙和1969 年发现的长兴城关中学铙以及 1986 年发现的浙江磐安深泽铙均完全相同（图八、九）。尤其是长兴的两件铙, 虽出土时间相差近10年, 实为同出一处的一组铜铙, 前者通高51.4 厘米, 后者残高28.5厘米, 除大小有别外, 造型和纹饰如出一范。再推而广之, 杨府山土墩墓的铜铙不仅与浙江境内出土的上述三件铙相同, 还与江西万载株潭长和村铙、湖南宁乡师古寨 9件编铙、株州伞铺铙等表现出基本类同的特征。稍有差异的是, 宁乡师古寨编铙中的 7 号铙和株州伞铺铙在鼓部两侧各铸有浮雕虎纹。这就说明, 此类乳丁呈扁圆泡状且中间有凸出乳头的大铙, 在南方地区曾较广泛地分布, 且其形制、纹饰风格乃至铸造工艺都表现出大体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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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螺旋状乳丁铙（江西永修四联村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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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一：螺旋状乳丁铙（河南湘乡黄马塞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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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二：螺旋状乳丁铙（浙江安吉高禹出土）

上述这类铙, 其乳丁呈扁圆泡状且中间有凸出乳头的主体特征, 和乳丁呈螺旋状( 或称漩涡状) 的铙有所区别, 如果不细加考察, 或者仅观线图, 很容易将两者混成一型。江西永修县燕坊乡四联村出有一件合瓦阔腔型螺旋状乳丁铙( 2 号铙) , 伴出的还有一件六边型腔云纹铙( 1 号铙), 此螺旋状乳丁铙不仅器体特别宽阔, 且甬部无旋 ( 图十) , 实际上前者是从后者演变过来的。永修四联村铙两面钲部的螺旋状乳丁虽已成三排, 每排 6 个共 18 枚, 但钲间很窄, 尤其是乳丁间的云雷纹横竖交错, 表明篆间尚未最后形成。与此相类似的还有湖南湘乡黄马塞铙, 除甬部饰三角云纹外, 其他诸如甬部无旋, 特别是钲面四周和鼓部满饰阴刻云雷纹、乳丁呈螺旋状且其间的云雷纹为横竖交错装饰等特点( 图十一) , 均与永修四联村铙相同。此类螺旋状乳丁铙在浙江境内也有发现, 即 2004 年在安吉县高禹镇出土的一件。此铙也系阔腔型, 甬部无旋, 钲部 36枚乳丁为螺旋状, 乳丁间所饰云雷纹基本为横饰, 但有的也与竖饰者相连, 这些主要特征都与永修四联村铙相同, 表明年代应大体同期; 稍有差异的是其两面钲部中央有一竖凸棱, 乳丁间云雷纹系阳纹, 且燧部和鼓部无纹( 图十二) 。

如果将上述螺旋状乳丁铙再往前追溯,可以发现它较明显是从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中那种原始螺旋纹铙(编号065)发展演变而来。之所以称其为原始螺旋纹铙, 一是每面钲部尚只是等距离装饰 12 个 ( 而不是 36 个) 螺旋式凸起( 而不是螺旋式乳丁) ,也就是说尚未形成明显的乳丁状; 二是每面正中两侧还隆起两个螺旋式的椭圆形巨目, 表明它还保留着云纹铙兽面的某些特点。这种原始螺旋纹铙, 往后演变就应该如江西德安陈家墩铙, 过去笔者曾称之为乳凸铙。将其与后续的乳丁呈扁圆泡状且中间有乳头凸起的铙区分开来是正确的, 但称为乳凸铙却概念模糊, 实际它己经是一种螺旋纹铙, 是一种从新干大洋洲那种原始螺旋纹铙向以永修四联村为代表的成熟螺旋纹铙演变过程中的一种过渡形态, 我们不妨称之为早期螺旋纹铙。其主要特点是, 螺旋式乳凸已演变发展成螺旋式乳丁, 己经接近永修四联村铙的螺旋状乳丁, 但排列却又不规整,在每面钲部的数量还仅有 12 个, 表现出较原始的特征。

总结上述几种螺旋纹铙的特征, 我们大致可以看出如下的演变发展序列:

江西新干大洋洲原始螺旋纹铙→江西德安陈家墩早期螺旋纹铙→江西永修四联村成熟螺旋纹铙( 包括浙江安吉和湖南湘乡黄马塞的螺旋纹铙等)。

关于原始螺旋纹铙和早期螺旋纹铙的年代, 我们曾依据新干大洋洲商墓伴出的青铜器、玉器和陶瓷器, 以及德安陈家墩遗址出土有类似吴城文化二期或三期的陶器等因素, 推定原始螺旋纹铙的年代相当于殷墟三期, 德安陈家墩铙的年代相当于殷墟三、四期之间, 现在重新审视也似无大错。这里, 有必要特别指出的是, 在本世纪初新发现的江西永修四联村螺旋纹铙, 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较为科学的年代学标尺。

首先, 与永修四联村螺旋纹铙伴出的还有一件六边型腔云纹铙, 它与新干大洋洲出土的六边型腔云纹铙几乎完全相同, 乃至大小、重量都相近。前者通高 4215 厘米, 重2315 公斤; 后者通高 4115 厘米, 重 1811 公斤。说明这两件云纹铙的年代应该是同时的。现在的问题是, 永修的云纹铙和较成熟的螺旋纹铙伴出, 这不仅说明此种云纹铙曾作为一种祭祀礼乐器被延续使用, 使用螺旋纹铙与云纹铙的人群有着共同的信仰崇拜,也表明两种铙的年代不可能相距太远。

其次, 永修四联村的两件铙发现于村后西侧海拔高约 55 米的丘陵山顶, 出自一个未经扰乱的直径 3.5米、深约 2.5 米的圆形祭祀坑中, 坑底中央另有一个直径 0.7、深0.35 米的小圆坑; 坑内为一次性堆积, 出有20 余件商代印纹硬陶鬲、罐、尊残片以及砺石、残石斧等, 其印纹陶的纹样有方格纹、云雷纹和席纹等。在其西侧丘陵上, 经调查有一处典型的商代古文化遗址, 面积达 3000多平方米, 采集到一批商代陶罐、尊类器物残片, 分别属吴城文化和万年类型商文化风格, 其几何印纹陶纹样有云雷纹、方格纹、席纹和附加堆纹等。在商文化遗址旁的山顶上祭祀, 并就地掩埋祭祀遗物( 包括铜铙) , 那是很容易理解的事, 铜铙的年代商文化遗址的关系也就不言自明了。

第三, 还有必要注意到, 出土那件早期螺旋纹铙的江西德安县米粮铺陈家墩商代遗址, 距离永修县四联村较成熟螺旋纹铙的出土地点仅 10 公里许, 在其附近还相继发掘过米粮铺黄牛岭和聂桥石灰山等商周文化遗址, 其主要堆积多为晚商时期, 有的延续至西周早期。说明当时这一带应是一处集政治、经济和文化于一体的大型聚落群。

正是在上述这样大的地域、时空背景下, 德安陈家墩和永修四联村等地出土青铜礼乐器大铙决非是偶然的, 如果说德安陈家墩早期螺旋纹铙的年代相当于殷墟三、四期之际, 永修四联村成熟螺旋纹铙的年代就应相当于商代末年。

前已述及, 既然如浙江长兴、磐安和温州瓯海杨府山等地出土的那种乳丁呈扁圆泡状且中间有凸出乳头的铜铙, 是从江西永修四联村、浙江安吉等地出土的那种较成熟螺旋纹铙发展演变而来, 那么杨府山土墩墓所出这类铙的年代无疑要比安吉和永修的螺旋纹铙晚, 约相当于商末至西周初年, 即商周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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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三：兽面纹铙（浙江余杭石濑出土）

据已知的考古资料, 浙江地区至今发现的青铜铙除上述 5 件外, 还有 2 件, 即 1963年在余杭县石濑徐家畈出土的一件和1976 年在金华地区征集到的一件。过去都将它们划分为一类即兽面纹饶, 经核实则应是不同的两类, 前者为兽面纹铙, 后者为云纹铙。

余杭铙的钲部是以云纹和圆圈纹作地纹, 以宽弧线条构成主体兽面纹, 宽线条的断面呈扁平状, 双目较大呈螺旋状, 在主体兽面纹的宽弧线上又饰卷云纹。舞部饰对称卷云纹; 隧部与鼓部满饰卷云纹; 甬部无旋更无干, 但饰有两周云纹, 上下以弦纹相隔,且与内腔不通。通高 29、栾长 17、铣距 20.2厘米( 图十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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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四：云纹铙（浙江金华征集）

金华铙的钲部以圆圈纹为地, 中间饰线条式卷云纹, 长椭圆形双目突出。隧部饰由卷云构成的简体兽面纹; 甬部无旋无干, 且与内腔相通。通高 28.5 厘米( 图十四) 。

余杭兽面纹铙与赣西北宜丰、湖北阳新、湖南宁乡狮古寨等地出土的兽面纹铙风格大同小异, 所不同的仅是湖南的兽面纹铙多是甬部带旋且形体普遍高大而厚重, 有的无双目, 浙江余杭兽面纹铙则形体偏小。至于余杭兽面纹铙的年代, 浙江学者曾提出可定在商代, 这应无大错, 但依据相关资料, 似可再更具体化一些。湖北阳新的兽面纹铙和云纹铙为一窖出土, 说明两者在时代上基本相近, 相当于殷墟二、三期左右。金华所出云纹铙, 其风格与江西新干大洋洲、江苏江宁、湖北阳新和安徽潜山等地出土的云纹铙基本一致, 所不同的仅是江西、江苏所出者为六边型腔, 而金华铙与后两者均为合瓦型腔, 这些云纹铙的年代和兽面纹铙大体相近, 即相当于殷墟二、三期。它们应是古越民族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同时并行创造和使用的两种大铜铙。至于湖南宁乡狮古寨窖藏中, 有 1 件兽面纹大铙和9 件编铙伴出, 只能说明早期的兽面纹铙到后来还经常延续使用, 这和江西永修四联村先民在使用较成熟的螺旋纹铙祭祀时还延用早期的云纹铙相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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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将浙江地区所出土7 件铜铙的基本情况列为表一。

这 7 件铜铙虽然数量不多, 且都是零星分散出土, 但种类较为齐全, 都属于长江流域地区的商周青铜乐器大铙系列。参照长江流域各地出土铜铙的发展演变规律, 浙江地区至今已发现的 7 件大铙的演变规律也大体清楚, 特别是从成熟螺旋纹铙发展演变为扁圆泡状乳丁铙的脉络更是清楚。

三

温州瓯海杨府山土墩墓中还出土了一批兵器, 计有戈 3 件、矛 49 件, 以及镞两组共 40 余件, 这在南方地区至今已发掘的商周墓葬中是不多见的。从戈少矛多的情况看, 和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的情况( 戈 25件、矛 35 件) 相近, 也说明商周时期, 矛的使用在南方要比中原更为普遍, 作用也更为重要, 其原因当与南、北方的自然地理环境不同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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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五：长骹式铜矛（1-3为杨府山土墩墓出土M1：31-11.19.2；

4-7为新干大洋洲出土086.90.84.92）

特别引人注意的是, 杨府山土墩墓中出土的铜矛虽然数量比新干大墓要多, 但其型式单一, 都是长 式矛 ( 长约占通长的二分之一或更长) , 与新干大墓中出土的I式长 铜矛几乎完全相同 ( 图一五) 。而新干大洋洲的铜矛型式多样, 除有长 矛外,尚有短 、柳叶形和异形三种。杨府山土墩墓出土长 矛的叶上半部有阔叶形血槽的特点, 在新干大墓的长 矛中也较多见, 不同的是后者的血槽尚有花瓣形和倒置的心形等。此外, 杨府山土墩墓中铜矛出土时矛锋皆朝北, 与墓向一致, 这与新干大墓所出多数铜矛的矛锋向东, 与墓向一致的情况也大体相同。第三, 杨府山土墩墓出土铜矛銎内多残留有木屑残迹, 新干大墓发现的情况也多是如此, 说明两地在用铜矛陪葬时原本都装佩有木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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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六：青铜短剑（杨府山土墩墓出土

1为M1：21；2为M1：22；3为M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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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七：云雷纹剑与双翼剑（安徽屯溪三号墓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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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八：曲折纹铜剑（江西樟树吴城遗址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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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九：特短骹柳叶形双亲矛（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

杨府山土墩墓中还出土有 3 件短剑, 形制基本相同( 图十六)。其茎之上段呈圆形有凸箍, 下段呈扁方形, 一件左右均有曲尺形方耳, 一件为简易双兽耳, 还有一件则带一对双环耳或称小翼, 下段方茎与高凸的方形剑脊相连直达剑身中段或三分之二处。剑身呈柳叶状, 两从上端宽阔, 前端圆弧; 凸脊和脊两侧的血槽内均饰有卷云纹。在茎上凸箍和附耳上都镶嵌有绿松石片。三剑虽已严重朽损, 不少绿松石片也早已脱落, 但仍可看出当年设计之精巧, 铸造之精良。那种云雷纹有翼剑, 早年在浙江长兴雉城地区曾发现过两件, 茎部和剑身都比杨府山剑要长,其中一件长 28.1 厘米, 饰云雷纹; 另一件剑身更长, 达 35.8 厘米, 仍饰云雷纹, 但茎前部及背上饰重环纹, 小翼已呈退化状。同样带双翼的剑在皖南屯溪奕棋 3 号墓也出土一件, 茎上也饰有两道凸箍和一对小翼,但已出现剑格; 同墓所出的另一柄剑, 茎部饰一凸箍, 带剑格, 小翼已完全消失, 剑身上还保留云雷纹装饰( 图十七) 。李学勤先生曾撰文介绍台湾古越阁收藏的一件云雷纹带翼剑, 体较短, 通长只 19 厘米, 茎部有两道凸箍和一对翼耳, 自茎至剑身中部均饰云雷纹或斜角云纹。李先生在文中还排出了上述几件铜剑的发展序列“古越阁的短剑是最早的，其次是长兴雉城较短的一柄、雉城较长的一柄，然后是屯溪弈棋有翼一柄，最后是弈棋无翼的一柄。末一柄已类”值得注意的是, 古越阁所藏这件带翼剑, 除茎部较长且有两道凸箍外, 双翼和柳叶形剑身等特点都与杨府山的那种卷云纹双翼耳剑相同。而这种在剑脊和血槽中饰卷云纹以及镶嵌绿松石片的装饰风格, 似可在江西吴城商代遗址出土的曲折纹铜剑( 图一八) 以及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中那种特短的柳叶形双系矛( 图一九) 上找到某些共通的更早期因素。

综上所述, 从温州瓯海杨府山土墩墓出土的这批青铜礼乐器和兵器的特征来看, 应属于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南方系青铜器, 正如发掘简报中所指出的那样, 这批青铜器“具有强烈的越文化色彩”。只是它们的年代当有可能是商末周初即商周之际, 这座土墩墓的年代最晚也应是西周早期, 而不可能晚到西周中期以后。

浙东南地区发现西周早期土墩墓并非偶然, 早年在台州黄岩小人尖就发现过西周

土墩墓, 在温州的苍南浦坪乡还发现过商代土墩墓。这次瓯海杨府山西周早期土墩墓的发现, 不仅从宏观上为研究江浙地区土墩墓的分布及特点提供了新资料, 也为探讨商周时期广袤的南方地区东、西部之间文化的互动、交融乃至民族的交往等提供了新的启示和新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