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卫东古玉品鉴1

           ──玉与中国文化 

　　【金城文物培训】牧之  蒋卫东，浙江省良渚博物院院长、研究员，中华玉文化中心专家委员，上海金城文物艺术专修学院教授。长期从事浙江北部地区史前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与良渚文化结缘尤深。现推荐蒋卫东先生关于古玉品鉴的一组文章，以飨学员和古玉爱好者。

在中国，玉早已超越了其自然矿物集合体的属性，而成为渗透至人们内心深处、影响着人们思维方式、寄托着人们特殊心理情感的一种文化特质。

汉语中，结合着“玉”的字词，无不显示出尊贵、高尚、美好、雅洁的褒义。例如，形容人操行清白、品格高洁是“冰清玉洁”；男子才貌超人叫“玉树临风”；成人美事为“玉成”；此外还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化干戈为玉帛”、“玉女”、“玉食”、“玉音”等等。最过分的，蛆这么恶心的东西，一旦跟玉结合，也化为“酒上玉蛆如笑花，一日倒空罂与缶”的美妙诗句。

2008年北京奥运会，王沂蓬教授设计的“金镶玉”奖牌，有机结合了“君子比德于玉”的中国人文道德传统与国际奥林匹克精神，使全世界都知道玉所承载的中国文化丰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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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玉文化，至少已有八千多年的历史，期间明显分为几个前后相继、特征明显的大阶段。从春秋到汉代的一千年间，儒家“君子比德于玉”的观念逐渐深入民心。现代人看来似乎很虚无缥缈的“玉德”，在先儒们那里，却是实实在在可以感触、可以体验、可以把握的经验，甚至简单到“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的佩玉时尚。这一阶段奠定了中国玉文化人文道德的哲学基调，成为了支撑中国玉文化在宋代以后世俗化和商品化风潮中屹立不倒的精神内核。

当然，儒家的玉“德”的理念，也并非孔夫子首创，其原始的根源应在公元前4000至公元前2000年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那时，以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齐家文化的玉器为代表，中国玉器制作和使用进入了第一个高峰期，作为最高、精、尖技术的集合体，玉器成了当时社会头等重要的工艺制品，一些特定的器形和纹饰，不仅成了“事神致福”神崇拜仪式中沟通人神必不可少的媒介，同时也成了墓葬中显示拥有者社会地位和等级的主要标尺，而这种宗教用途与社会政治、人伦功能并重的用玉制度，恰恰构成了“礼”的核心内容。

可以说，正是这一阶段中“藏礼于玉”观念的确立，以及对“礼”的内涵的总结、归纳、提炼和提升，才使得玉器全面脱离了作为人体装饰品和日用器具的“形而下”命运，荷载起“形而上”的社会政治功能和精神文化内涵，成就了中国玉文化生生不息的神话。

蒋卫东古玉品鉴2

                          ──前世今生各不同众说纷纭话美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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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乾隆闪石玉子料山子

古人与今人对玉的认知与定义有着很大的不同。古人对玉的认知，可以《说文解字》为例。《说文》曰：“玉，石之美者，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理其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忮，洁之方也”。检索《说文》“玉部”，发现早在汉代，对玉石的认知水平已十分了得，形成了颇为完整的体系，将玉石的优劣等次区分得非常清楚。

例如，瑾瑜之类是“美玉”，球、璐之类为“玉”，璑之类是“三彩玉”，玊则是“朽玉”，而玖、玤之类的“石之次玉者”，玗、璁之类的“石之似玉者”，琨、珉之类的“石之美者”，又构成了次玉一等的“石”的优劣序列。章鸿钊《石雅》说“古人辨玉，首德而次符”，德实指玉质，符是玉色。古人识玉、辨玉主要看质地与色泽。

　　“玉”的矿物学概念，形成于19世纪60年代。1863年，法国矿物学家德穆尔对来自圆明园的玉器进行了矿物分析，将其分为Nephrite和Jadeite两类，中文分别译为软玉与硬玉。软玉与硬玉的中译名，让许多人误解，我就曾多次听到英文翻译将“软玉”翻成soft jade（松软的玉）。事实上，软玉的莫氏硬度为6~6.5，连瑞士军刀都不能在它表面留下划痕，可谓一点也不松软。为避免误解，我赞成以“闪石玉”与“辉石玉”的矿物学名称替代软玉与硬玉的传统称呼。

　　辉石玉（硬玉），国人更熟知它的另一名称“翡翠”，硬度在6.5~7.5间。我国使用翡翠的历史，依据考古出土资料，最早在云南地区的明代晚期墓葬中。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中记录：“记余幼时，云南翠玉，当时不以玉视之，不过如蓝田乾黄，强名以玉耳，今则以为珍玩，价远出真玉上矣。”该书写于公元1793年，表明翡翠直到清代乾隆年间方才成为王室贵族追捧的珍玩，至今不过200多年。

　　目前，国内的矿物学家喜欢把闪石玉与辉石玉称为“真玉”，而将其他的美石称为“假玉”。而考古学家，在面对出土的古代玉石器时，大多不赞成“真玉”与“假玉”的严格矿物学区分，而把蛇纹石、叶腊石、萤石、绿松石、滑石、玉髓等“石之美者”，都定义为玉。前者狭义，后者宽泛，可见视角不同，今人对于“什么是玉”的理解也不尽相同。

蒋卫东古玉品鉴3

                                        ──新疆和田子玉独享宝石品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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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和田玉

在我国种类众多的闪石玉中，产自新疆的和田玉，以其细腻纯净的材质、温润柔和的光泽、源远流长的历史，而超迈群类，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其独有的宝石级品类——“白如凝脂”的羊脂白玉，更是成为众玉之王和中国玉的象征。

考古资料显示，至迟在以殷墟妇好墓为代表的商代晚期，和田玉已经较成规模地输入中原地区。此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虽然闪石玉已成为红山、良渚等诸多考古学文化制作玉器时最被看重的玉料，但基本上都是就地取材，东北的“珣玗琪”、东南的“瑶琨”、西北的“球琳”、“琅玕”，各不相同。两周时期，和田玉以其独特的材质优势，在跟中原及其周边地区原有玉料的分庭抗礼中，逐渐占据上风。

到了西汉，随着儒家独尊地位的确立，“君子比德与玉”的观念也得到加强。而玉德的物化表征便是玉质，质愈纯，玉越白润，于是，和田玉从此鹤立群玉。现存我国古玉精品，汉代以后的，绝大部分都是和田玉。可见，汉代是和田玉重要的历史分水岭。

　　同样在汉代，人们开始尝试根据玉色来对玉进行分类。东汉王逸《玉论》记玉之色有“赤如鸡冠，黄如蒸栗，白如截脂，墨如纯漆”。后世直至明清，大多沿袭王逸之说，只是将同色玉中玉色的深浅，区分得更趋细化。今人去繁从简，只分白玉、青玉、墨玉、黄玉四类基本色。

　　古今和田玉的分类，还有一种是依据玉料产状的分类法，始于明代。明人将“从山石中槌击取出”的“大块劈片玉料”称为“山材”，以区别于在河床中捡捞或挖取的“水料”。到了清代，便形成了今人熟知的山料、子料和山流水的产状分类。

　　和田山料的较大规模开采，当在乾隆平定准噶尔部之后，清廷陆续设立大同、密尔岱、阿拉玛斯等多处玉矿。清宫“会昌九老图”等大型玉雕都完成于乾隆时期，而体量最大的“大禹治水图”玉山，重量超过一万斤，其玉料即为密尔岱玉矿开采。

　　随着山料开采的规模化，和田玉的概念，也发生了变化。清代之前，和田玉几乎专指玉龙喀什河(白玉河)和喀拉喀什河(绿玉河)等河床所产的子料和山流水，而现今已泛指新疆塔里木盆地以南昆仑山和阿尔金山地区所产的所有闪石玉，包括原生矿的山料与次生矿的山流水和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