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平县志》真伪考

文/莱阳裔人

《盖平县志》共分三个版本之说，这种荒谬的说法极其不负责任，因为其中有一个作伪的“版本”，即是宣统元年《盖平县志》。其实这个伪志的名称的命名和推崇，竟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且，其内容又是剽窃于他志而来的。考证其事实真伪，诚如《说文解字》解释：伪：诈也。从人为声。段玉裁的注释：诈也。诈者，欺也。徐锴曰：伪者，人为之，非天眞也；故人为，为伪是也。

百度百科，昭告天下说：“《盖平县志》为东北奉天省（今辽宁省）盖平县（今盖州市）的老地方志。共分三个版本，即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版、宣统元年（1909年）版和民国19年（1930年）版”。从介绍中看不出，三个版本哪一个是 “造假”的，伪志的认定或鉴定，是通过两部志书的比照而考证来的，下面利用两部志书考证出的证据，其中必有一个是伪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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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所谓志书由营口市方志办署名即电脑臆造的·内容是剽窃来的伪志，然而讹误判断为一部正确的志书，是由营口市方志办的“考证鉴别”，而纳入了《辽宁旧方志·营口卷之二》，其对人们造成的“伤害”和影响，多少年来没有人站出来为此负责任，而且十余年来并没有实行“召回制度”。任其继续……

 百度百科它这种说法来源于哪？又依据什么说的？有实据还是传讹？还是另有说不清道不明的讲法？通过考证，当然是今人的粗心大意拣选不当造成的讹误！始作俑者谁？当然是地区权威部门“史志办”也！然而这样的部门拣选了一个伪志，同时在营口地区方志中，又埋没而丢掉了一部，承上启下的清光绪《盖平县乡土志》，这么一个低级错误都能出现。

下面就以被伪志而剽窃的原本，即清光绪《盖平县乡土志》沈庆飏编纂的版本，与作伪的“宣统元年（1909年）版”《盖平县志》“版本”，作为考证的重点来剖析，并且以这两个版本图片来比照为主，同时加上相互文字对照来考证，究竟孰是孰非？最后真伪一目了然！

 一、盖州首部康熙本《盖平县志》二卷

   康熙《盖平县志》原来是写本，有：目录、骆云序、纂辑姓氏（只有骆云一人）、凡例、县治疆域图、县城图、卷上、卷下。

“《盖平县志》二卷康熙二十一年知县骆云修；《开原县志》二卷康熙……知县刘起凡、周志焕修。
此二志亦为北平写本，凡康熙诸志皆为修《一统志》时征取之稿，成书仓卒，故尔时各省未有印本”（引自《辽海丛书·总目提要》）。

此部丛书搜罗资料有许多“家藏稿本及传抄本而向未付刊者”，而 “其中以传抄本居多，家藏稿本次之。凡此诸本，今俱不易得，”至于绝版之复本，金毓绂辑补本之数种，至为珍贵。许多海内孤本、珍本赖以传世。 由此可见，康熙二十一（实际至二十四）年《盖平县志》，即是以“世所罕见之本”被《辽海丛书》重新收入第七集（在第四册中），至此流传下来，不致湮没。这是盖州地方史学爱好者之幸！由陈梦雷负责纂修，但他是被流放之谪人的身份，是无法署名而埋没于志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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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志书由东北书法和篆刻家王光烈署名

此部营口地区第一部志书，版本源流有序，是由东北史学家金毓绂的考证鉴别，而纳入了《辽海丛书》（详细内容请阅读笔者《<盖平县志>原版本说略》）。

 

二、盖州第二部民国本《盖平县志》十六卷 既是第二部又是最后一部

第二部《盖平县志》刊本是，民国十九（1930）年铅印版本，全志六册十六卷。此志由宣纸双折页线装订，本志先后由盖平县知县石秀峰、辛广瑞监修，由王郁云总纂。此志首先收有前民国九年《盖平县乡土志》原序五篇，跋文二篇；同时本志有序十篇，跋文一篇。

《盖平县志》民国十九（1930）年版，既是利用前民国九年《盖平县乡土志》书稿，亦再增加内容而完成的一部志书。1925(民国十四)年石秀峰来任盖平县长，临走（即卸任）之前一年，他请原来“乡土志”的志书“校正”，王郁云为编辑主任，于1928年(民国17年)9月，开始主修县志，利用民国九年，刊行的《盖平县乡土志》所有资料。并且，搜集补充前“乡土志”所缺失的资料，运作中搁浅，是因石秀峰调离，辛广瑞接任县长后，又继续督修，并且聘请王郁云为总纂。于1930(民国十九)年书成而刊行，既是盖平县的第四部志书，亦是现今为止的最后一部。全志分礼、乐、射、御、书、数，共六册十六卷。

这部志书前后编写仅2年，涉及人员较多，全县所有的学校校长和部门负责人，都被责令参与调查，因而资料较丰富，编写质量较好。主编者对历史上重大悬案做了一些考证，但是，既有讹误，也有的相信了辽阳民间故事方面的传讹，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即耿仲明墓葬辽阳（实际在盖州）。对近代工商业、店铺字号等等的介绍，记述相对他县多少还有不足之处。但整体还是优于其他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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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版本志书由书法家郑孝胥署名

尤其《盖平县志·凡例》之末尾，解释并说明此志，从1928年九月，开始编辑、纂修。请看原文曰：“此志兴修，始于民国十七（1928）年九月，成于十九年四月杪。其间新政繁兴，一岁之中因革迭见，有编辑已定而规模更新者，有纂修垂成而机关忽易者，虽及时采补改窜尚恐难周。其他晚出后见之事迹，参差歧异，更有收不及收，检不胜检之处，亦时势使然，难期整齐划一，而无所疏漏者也。”解释的很明了，此志只用两年时间，虽然历经两任县长，“新政繁兴”、“因革迭见”，但是，还是顺利完成了。这就是利用了前乡土志的所有资料的前提下，才有民国十九年《盖平县志》的成果。这既是《盖平县志》的第二部版本，也是盖州最后一部志书；其同样是源流有序；而其刊本是再清楚不过的版本了（详细内容见《<盖平县志>原版本说略》）。

 

三、宣统元年《盖平县志》真伪流变确系伪志考

“宣统元年（1909年）版”《盖平县志》，看来这一讹误的说法，害人不浅！辽宁盖州自从有建制以来，盖州历史共有四部地方志书，即《盖平县志》有两部，《盖平县乡土志》同样也有两部。凭什么说《盖平县志》有三部哪？怎么多出“宣统元年（1909年）版”?这是从哪里引录来的？依据又是什么？其实，始作俑者是始于辽宁省营口市地方史志办公室。他们没有经过缜密鉴定，而选择了一本存于南开大学的伪志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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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图即宣统《盖平县志》伪志，其扉页和卷首书影

这一本造假者的抄本，应是从民国年间文物市场，收购而入藏的。这个伪志篡改人，其实应该是于煤油灯下，剽窃清光绪《盖平县乡土志》的内容，其人首先抄录内容而后篡改。为什么这么说？原因是这一本伪志，格式.篇目等都与被抄录本雷同，所不同的就是“灯下黑”原因，造成的缺字、错字、年号讹、有的篇目中一个子目混乱，全志末还缺少一个篇目，即“商务”中内容，尤其古书注释是双行小字，而此制假者，竟然抄录且变为正文等等。一连串的证据，不可否认此志，就是铁板钉钉的伪志。并且证明伪志就是剽窃、篡改清光绪《盖平县乡土志》的内容，名称删减了“乡土”二字，而伪称了“宣统元年《盖平县志》”的迷惑人的版本，其实内容属于光绪《盖平县乡土志》的内容。

关于沈庆飏编纂的清光绪本《盖平县乡土志》简述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手抄本《盖平县乡土志》，全本二册，分上下二卷，分别收藏于“上海图书馆”和“辽宁省图书馆”，此志既不著纂修人及年月，亦无序言，无独立目次（录），但于正文中有各篇的篇目：卷之上即历史卷，分别为：建置沿革、政绩、兵事、耆旧、列女、人类、户口、氏族、宗教、实业；卷之下即地理卷，各篇目分别是：（包含）地理（含五个子目）、古迹、祠庙、市镇、学堂、山、水、岛、道路、物产、商务。总共21篇目（现存于辽宁省图书馆。至今未发现原稿本，此抄本比较贴近原稿本。

（详细内容见“光绪《盖平县乡土志》版本简介” 沈庆飏编纂）

 1、依据民国《盖平县乡土志·序》，可知是当时任劝学所总董沈庆飏编纂的。即：“光绪末叶，学部订成目录颁之各县，余友沈庆飏羹唐曾奉委编辑”（主编辑人，崔正峰序），又“余求得故友沈菊邨（名庆飏，字羹唐，号菊邨）先生遗稿，而简断编残，类多阙略，枨触者久之”（副编辑人，郭春藻序）。通过民国《盖平县乡土志》编辑人在序中所言，佐证了光绪本《盖平县乡土志》编纂人，毫无疑问的就是沈庆飏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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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图书馆藏的手抄本光绪《盖平县乡土志》，复印本卷首之图影

       2、此部抄本《盖平县乡土志》，存于上海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此“藏书楼”曾收藏中国各省、府、州、县地方志2531种达12万多册，现今“藏书楼”隶属于上海图书馆的旧外文资料中心单位。这一部抄本《盖平县乡土志》现藏“上图”，另外，辽宁省图书馆收藏一部，即“辽图”本，与此本基本类同，亦无纂修人及年月、序言、目录等，其他相同。

本志分二册上下卷（即一册一卷），宣纸折页线装订，版框约28cm×17.5cm。半页10行，行20字，无边栏，工笔楷书字体。全本三十二页，每页的书口上书“盖平县志”，下标记页码。在上卷首页，首行竖书“盖平县乡土志卷之上”（下卷首行竖书“盖平县乡土志卷之下”），同时都在下面，有两方馆藏钤印章，首印：“上海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印”，其二：“上海图书馆藏书”。次行，“历史”，再起行即：“建置沿革”，再行是内容。此志以略小的字体，在“每页书口上书‘盖平县志’”的原因，即是图以省笔而已，作个小“简目”标记罢了,卷首的首行已有明显的，志目“盖平县乡土志卷之上”，所以此本书口上书“盖平县志”，不能认为是标新立异的新版本，其他另类传抄本亦有这种做法。全志个别字仍有讹误外，其内容及版式与藏于“辽图本”相同，恕不一一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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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图书馆藏书的《商务》内容全，是以二个表的形式叙述，这是其中之一图影 ；伪志无此文字。

        现存手抄本清光绪沈庆飏编纂《盖平县乡土志》上下卷二册，被收藏于“上海图书馆”和“辽宁省图书馆”。此手抄本就像一颗蒙上厚厚历史尘埃的明珠，沦落风尘百多年。地理、山川等叙述颇详细，不但作为蒙学教材，教育儿童了解和热爱自己的家乡，作为成年人仍然亦是不可小觑的，一种普及性的教科书。

             清宣统元年《盖平县志》手抄本是部伪志考辨 

   所谓宣统元年《盖平县志》，即是“冒牌”的伪志。 

其一，“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版《盖平县乡土志》宣统元年（1909年）版，又名《盖平县志》。由张国珍编，未刊发，手抄本存于南开大学。” 这里所言“光绪三十四年”版，又说是“宣统元年”版，而后又说是“又名《盖平县志》。由张国珍编，”此说既是牵强两种版本说，亦是附会“由张国珍编，未刊发，”这应该是没有深入研究，而产生了当事者迷的原因，就认为是新的版本《盖平县志》了。实际，就是由沈庆飏编纂的原版本，进而重新抄录之后，添加人名又删掉了“乡土”两字，就摇身一变成了所谓《盖平县志》，蒙蔽了粗心大意的人们，通过证明，其实是造假的伪本。

 其二，“《盖平县志》由沈庆飏(盖平人)主修，盖平县知事姚昱监修。此志分上下二卷。”  这里说的同样不明确，混淆了光绪《盖平县乡土志》与宣统《盖平县志》的关系，为什么说混淆了？因为，前志是光绪沈庆飏编辑，后志是依据前志作伪，所以这一伪书的出现，混淆了史料的真实性，模糊了文献的真正价值。清末张之洞说得好：“一分真伪，而古书去其半。”研究的基础首先不稳固，往后的分析及结论就更不用说了。为此清人姚际恒把辨伪工作看成是“读书第一义也”（《古今伪书考序》）。梁启超，曾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出：无论做哪门学问，总须以别伪求真为基本工作。因为所凭借的资料若属虚伪，则研究出来的结果当然也随而虚伪，研究的工作便算白费了。                                                                  

所谓宣统《盖平县志》二卷，其残缺后部份内容和添加所谓作者名，都包括了“有意作伪”，“无意作伪”的范围。这一册《盖平县志》二卷，其实看不出一卷还是二卷，根本没有分卷。虽然是“乡土志”的篡改版本，其收集的内容也是光绪本当年的，除了前说的舛误以外，亦基本保留原来结构格式的抄本，不但没有增加任何内容，还缺少《商务》一项的内容，又能在扉页上妄自添加姓名？其王榘曾以宣统元年，刚来任盖平县知县的身份，不到一年即离任,下车伊始，就敢为假冒的东西署自己姓名？岂能不顾廉耻？所以，是好事者的伪作，想作为一个见面礼罢了。 

这不但暴露出来了“马脚”，而且整个马身子已经暴露无遗，判为是一册伪书，是无可辩驳的事实。流传于世，有害无一利，这只能遗憾的表述原版本光绪《盖平县乡土志》，又遇到了被“强奸”后而产生的另外一种“面貌”的版本。即所谓宣统元年的《盖平县志》的伪志。同时，还缺少全志的最后一篇目《商务》的内容，即有篇目无内容的两份一览表。“宣统元年《盖平县志》”，通过以上证明可以说是伪志，明眼人一看便知。

“宣统元年《盖平县志》”，为什么是伪作？关于伪书，有人批评说：“有意作伪，动机很恶劣，非辨别不可；无意作伪，虽无歹意，但客观上混淆了是非，亦同样需要严格考订。为此，辨伪工作异常地艰巨而复杂。” 

笔者间接经见的除上面“辽图本”、“上图本”两种版本以外，还有间接见到所谓“宣统元年《盖平县志》”版本，即是《辽宁旧方志·营口卷》之二的重印版本，伪志没有增加一句内容，然而，还缺少内容，并且，多有错字、缺少字等讹误。通过考证，此手抄本的作伪者，虽然是转抄于沈庆飏在1908年编纂的二卷本《盖平县乡土志》，但是，在抄录时有意还是无意的暴露出一个事实，那就是把志目“盖平县乡土志卷之上”（卷之上的第一篇目即是：建置沿革）、“盖平县乡土志卷之下”（卷之下的第一篇目即是：地理）给阉割了，所以在这一部伪志中，读者就看不到有上下卷的标示，篡改为一卷本。其中，还有一个讹误是，兵事篇目是独立成为一行，而“兵事”下：是双行小字的注释：“古事已见正史者不录惟录近事……”，然而伪志却没有把兵事篇目与注释分离，则错误抄录成为一行正文形式（即是，篇目与注释不分，注释成为正文的错误）。

 在地理篇目中有五个子目，即：经纬度、疆里、区域、城内区域、城外区域。然而伪志中隐蔽了一个子目“城内区域”，其中，疆里、区域、城外区域，并不是篇目（另外，在耆旧篇目中有孝子的介绍，但是并没有立，以“孝子”这一个篇目）。所谓25个篇目是不正确，减去孝子、疆里、区域、城外区域四个称谓也是原来的21个篇目。证明它还是回归于光绪《盖平县乡土志卷》21个篇目中来。

这一部假冒伪劣的宣统元年《盖平县志》，还有其他讹误多得是，初步检出有：在建置沿革篇目中：“据《金志》明昌四年……”，给抄录成了“据金昌明四年……”，金代根本没有“昌明”这个年号；在耆旧篇目中：“秦聚奎字凤山”，成为“秦聚奎‘家’凤山”；又在烈女篇目中：“徐单氏盖州城东小七盘岭……”，讹误为“小七盘林”；在氏族篇目中：“沈氏汉军镶黄旗人……自国初迁入本境……”，一字之差而造成重大错误的是：“自国初赶入本境”的“赶”与“迁”的讹误，这样讹误百出的手抄本，不知能祸害多少“专家学者”们及其他普通或粗心大意的人们？通过考证和比照，它并不是新的、独立完成的一部地方志书。多处露出马脚而证明，所谓宣统《盖平县志》，实际就是篡改、剽窃光绪《盖平县乡土志》的衍生手抄本的“版本”，其作伪者，是利用民国时期的原装订现成的宣纸账册本（内印有竖式10格，代双边框的账册）而抄录其中。 

综上可见，上面考证的证据确凿，“宣统元年《盖平县志》张国珍编，手抄本存于南开大学。”“由王榘曾主持，儒学训导张国珍纂修完成《盖平县志》，手抄本现存于中央民族学院。”这两个地方所收藏的所谓《盖平县志》，基本都是一个剽窃和篡改版本。通过几种版本比照，其他内容基本相同，其他大学或学院所收藏的，同样是相同于宣统元年《盖平县志》这一部伪志，有的不缺少“商务”篇目的也同样是伪志，一旦两两对照，真相就大白于天下，大家就知道了，这都是为了名利而造假出现的伪志书。清康熙间学者姚际恒写的《古今伪书考》是在那个时期清算的开始。其序云：造伪书者，古今代出其人，故伪书滋多于世。学者于此真伪莫辨，而尚可谓之读书乎！是必取而明辨之，此读书第一义也。他指出要读书第一要务是辨伪，不辨伪读书是瞎读。此书辨伪书62种，…… 

以上这既是对拥有者和读者负责的考证，亦是应该利用了第一手资料，更是用心血来写自己的考证。所付出的辛苦和白眼自不在话下，所以就是为了发扬、光大，光绪《盖平县乡土志》的历史的存在。再一次增加佐证，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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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绪《盖平县乡土志》中注释小字双行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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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伪志中把注释错误变成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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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伪志中把金明昌四年 错误写出昌明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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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登明字林久 伪志写出宋林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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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伪志把暖泉方家山 变成方家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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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伪志上下卷不分，其原来上下卷分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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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光绪盖平县乡土志下卷 第一目即是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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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伪志把“城内区域”混杂前文注释中 而且下面几个文字不知从哪来的。特别严重的是上面六个区域是“城外区域”的，“灯下黑”的原因？竟然讹误于此“城内区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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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绪盖平县乡土志正确的空当；右侧的“横一百四十里”正确。而伪志则错误的写出一百十五里。

附录：深受伪志毒害而不知、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者，而且还积极推崇的人及部门不在少数，从一斑而窥豹来看，这其中既有文史专家学者为代表，亦有普通的人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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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口市方志办公室重印（2002年9月出版）

  “营口方志办”将此伪志纳入《辽宁旧方志·营口卷之二》的出版，近十多来年不断地、反复的影印（多见于买卖市场），所谓：“宣统元年（1909年）版，又名《盖平县志》。由张国珍编，未刊发，手抄本存于南开大学”。这是错误的鉴定，同时这一部既是粗制滥造，也是彻头彻尾的伪志，而封面又被今人炮制包装成为一个，看似挺“真实”的，其实是一本伪装本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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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州市志》承认伪志（2008年1月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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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州市志》对于清光绪《盖平县乡土志》矛盾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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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口历史名人传略》（2017年7月出版）书中承认伪志。此书作者是由营口地区老中青三位历史专家写出的（各写不同人物）。但是，这篇人物是写的王郁云，可以排除不是其中的青年专家学者写的。

这一本伪志小册子通过今人的翻印、复制而能冠冕堂皇的流布于大江南北，如果专家学者引用这本根本不成立的“版本”，尤其引用了讹误内容，自会造成不可想象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时至今日，目睹了延吉的大作家、营口的历史研究专家著书出书，还是常常引用这一部伪志，笔者特别感到无地自容，惭愧的认为笔者个人能力无法阻挡他们的思维。又死脑筋的认为，其他产品有问题要招回，即有《不合格产品招回制度》，书籍既是精神产品，也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商品，对此“有毒有害”的伪志不应该置若罔闻，而默默的忍受？笔者特此再一次大声疾呼，这对于我们的当代人、后代人，那都是遗患无穷的！

 

原稿甲午年写于古柞河畔寄庐之止戈斋

丁酉年腊月又稿 盖州莱阳裔人于辽东半岛南麓之寓舍止戈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