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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形式的划分是从静态方面来把握权力现象，制度化则试图从动态 方面来考察权力关系。在这方面，个体主义传统也有很多研究，特别是从 制度化的视角。例如，波皮兹（Popitz）认为，权力的制度化包含三个方 面：一是权力关系的非人际化，权力超越个人而附着于社会位置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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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是形式化，正式权力越来越趋向于规则、程序和仪式；三是权力关系不断 整合到总体秩序中，权力变得无所不在（Popitz, 1992） o

韦伯则从合法性的角度来看待权力的动态过程。按照韦伯的理论，善 恶不是政治的标准，而是道德的标准。政治的标准是否负责和问责。韦伯 的概念是，道德领域遵守的是“意向伦理”，它约束行动者的良知，只问 行动意向之善恶，不问行动结果之利弊。因此，在道德领域，按照规范行 事不逾规，可以让天地决定事情的最终结果。但是，政治领域（在韦伯这 里，所谓政治就是分享权力的斗争，或者是影响政府或群体内部的权力分 配的斗争）遵守的是“责任伦理”，它约束行动者的行为，只问行动结果 之利弊，不问行动意向之善恶（Weber, 1965）。

韦伯把政府看作是人统治人的关系，这种统治的基础是合法暴力，其 三个基本的内在合法性分别是“传统合法性”、“卡理斯玛合法性”和 “法理合法性”（Weber, 1965 ）o因此，在韦伯这里，权力的对应物是服 从，它是微观基础，是恐惧和希望，个人服从是恐惧（掌权者的报复）、 希望（现世和来世的物质奖励和社会荣誉）以及各种利益的函数。

2. 权力和科层化

除了制度化和合法化之外，科层化也是个体主义传统关注权力动态的 一个维度。在韦伯看来，维持一种统治，至少需要两个条件：行政人员和 行政手段（行政的物质条件，包括货币、建筑、军事物资、交通工具等）。 因此，可以按照行政人员是否拥有行政手段，来划分不同的统治类型，就 像经济组织中，可以通过是否占有生产资料来划分不同的组织类型一样。 一个历史趋势是，行政人员和行政手段之间渐行渐远。

这样，就出现一种以政治为生的阶层，他们的生计来自政治活动，无 论是俸禄还是官饷。这并不是说，一定会存在一个阶层，其成员从不利用 政治获得自己的经济利益，也不利用自己的经济利益去获得政治统治。而 是说，专业政治家和行政人员之间岀现了分化，前者不直接从自己的政治 活动中获得报酬，而后者却法定要求这种报酬。这两种人组织成政党，角 逐两个目标：官位和政治目标。作为权力角逐的专业组织，政党的出现带 动了科层化的发展：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尽可能扩大官位的供应 量。在美国，这些政治目标则变成按照赢得选票的概率大小而加权变动的 东西，而不是对集体需求的战略响应。

3. 权力的测?

个体主义的权力定义比较容易在经验层面上得到测量，从某种意义上 讲，韦伯的权力定义也是一种操作性定义，而不是构造性定义。因为他并 没有指明权力是什么，而是从意志得到贯彻的程度来测定权力的大小。

从个体主义的权力定义来测量个体或群体的权力大小，无论采用何种 题器，主要的部分一定有两个：一是准确测量个体和群体的意愿和偏好； 二是测定能够反映这些意愿和偏好的政策、决策、规章、法理，等等。他 人的阻力则较难以测量，但这一点并不重要，权力的大小是这些意愿和偏 好在政策中的反映程度。例如，在政治学中，一个群体的权力是以政府服 从该群体的愿望和政策偏好的程度来测量的。考克斯(Cox)和雅各布森 (Jacobson)则把权力操作化为行动者可动用的政治资源的总和(Cox & cobson, 1973 ) o

在个体主义的权力测量中，权力是一个连续变量，因此，在拥有测量 题器之后，我们就有可能计算出两种权力：一是相对权力(relative pow? er),它是两个行动者之间权力大小的差异；二是总体权力(total power), 它是所有行动者权力的总和，是对他们之间的相互依赖性的度量°

二功能主义传统

1.作为一种系统资源的权力

和个体主义从个体的视角来考察权力不同，功能主义的视角是个体之 外的集体。这一传统的代表人物是帕森斯(Parsons)。在帕森斯的社会系 统论中，整个社会系统按照AGIL (适应、目标达成、整合和潜模式维持) 四个功能要求而划分为不同的子系统，每一个子系统都拥有自己特定的交 换媒介。其中，政治系统的功能在于集体目标的有效达成（即AGIL中的 G）,它的特定交换媒介就是权力，“当责任已经以它们对集体目标的绩效 而合法化，且在遭遇抵抗的时候、仍存在用惩罚来强制执行的前提下，权 力是确保集体组织系统中的单元执行约束性责任的广义能力” （Parsons, 1967）o

在帕森斯看来，“权力是一种系统资源，是实现集体目标的广义手段， 而不是实现部门的有限利益的特定工具” （Parsons, 1967 ）o在这个定义 中，有三个关键点，分别是权力的广义性、合法性和惩戒性：（1）广义性 是指权力从一种人际关系传递到另外一种人际关系的能力，就像从物物交 换过渡到市场交换一样；（2）合法性是指权力关系的双方均接纳权力关系 在实现集体目标上的作用；（3）情境惩罚是指物质剥夺而不是指道德 指责。

但是，帕森斯对权力的广义性假定是值得商榷的。实际上，权力的流 通性有限，依赖于特定的关系情境。例如，A对B拥有权力，B对C拥有 权力，并不意味着A对C拥有权力。A有权命令B执行T任务，但不一定 有权命令B执行U任务。如果以法律定义权力，则权力的流通性取决于社 会的规范和价值观。如果以交换关系定义权力，那么，权力的流通性就取 决于关系双方的依赖平衡。无论在哪一种情形下，权力都是特定能力，而 不是普遍能力。权力更像物物交换，而不是货币交换（Martin, 1971 ）o

和个体主义传统对权力的认识完全不同，在功能主义这里，权力不再 是个体或关系的属性，而是系统的一种资源。权力不仅具有分配属性（谁 占有权力），而且具有集体属性（谁在生产权力）。

因此，权力是一种“集体力”（collective power）,是个体之间的合作 结果，以对付共同的第三方或自然。我们可以把这一思想用下列公式 表达：

R

a + b c

其中a和b组成一个集体，他们形成的力量，共同对付c （另一个个体或 自然），H表示权力关系。

在这一点上，阿伦特（Arendt）的表述最为清晰，权力是一种步调一' 致的行动能力，而团结不过是这种权力的一种形式表达。权力“不是简单 的行动能力，而是人类步调一致行动的能力，它从来不是个人的属性，而 是属于一个群体，只要这个群体还团结在一起，权力就依然存在” （Arendt, 1969 : 44） o

费孝通也把权力看作是社会的属性，而不是个人的属性。在他看来， “权力是社会控制个人的力量，它发生在人类本性和集体生活不相谋和处， 生物和社会的矛盾场合下。权力的来源固然是社会的，但是社会不能直接 来约束人，它还得藉着人来表达”（费孝通，1981： 100） o尽管费孝通没 有指明权力来源自社会的具体地方，而且他更多是从控制的角度来界定权 力，但他还是指明出权力的另一属性：代理性。“藉着人来表达”就表明 权力的运作需要表达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