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理致知”，天有天理，人有心理，事由事理，物有物理，凡存在皆有其理。上帝赐给我们理性，目的就是让我们认识上帝、自身和世界，从而在这个世界上作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担负起治理全地的文化使命（创2:28）。

在程朱理学中，“穷理致知”就是“格物致知”。“格物致知”原出于《礼记·大学》。《大学》中所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皆以“格物致知”为前提：“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 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朱熹在解读“格物致知“的时候既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也强调对外部事物的考察和知识的学习扩展，是求真和求善的结合。朱熹认为：“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1] “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观理以格夫物。格者，极至之谓，如格于文祖之格，言穷而至极也。”[2] 因此，在朱熹看来，“格物”之“格”有二意， 一是训“格”为“至”，“格物”就是“至于物”，也就是达到极至。二是训“格”为“尽”。朱熹强调：“"要见尽十分方是格物，既见尽十分便是知止。”[3] 如此说来，“格物”就是“知尽”，“知尽”就是“理穷”。所以，“格物”向与“穷理”并称，“格物致知”也就是“穷理致知”。“格物”之“物”不仅指事体，也指事情，“盖天下之事，皆谓之物”，“眼前凡所应接的都是物。”[4]

“致知”就是不断增长知识和智慧。朱熹强调：“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5] 因此，“致”就是推及，扩充的意思。关于“知”，首先朱熹肯定人有人指的能力：“若夫知则心之神明，妙众理而宰万物者也。”[6]　“致知”则是发挥人的这种认知能力，不断扩大人的认识，这当然深知人后天的学习和研究。“格物”和“致知”虽然在《大学》分列为两个不同的条目，而这是基上是一体的，“格物”是“致知”的前提，“致知”是在“格物”的过程中自然实现的。朱熹所讲的“理”乃坏死事物的“义理”：“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 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 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7]

宋明理学这种认知上的这种求真求善是可嘉的，但从儒学的根本上而言，宋明理学受印度所传来的佛教无神论文化的影响，已经丧失了原初儒学中那种位格性的上帝的概念，他们把位格性的上帝变成了抽象的没有位格的“天理”，已经从根本上丧失了宗教的精神和活力，蜕变为个人在道德上修身养性的哲学或学问。虽然以宋明儒学为主脉的新儒家仍然强调儒家是“生命的学问”，但这种“学问”已经逐渐丧失了与“生命”的本源的联结，变成了“生命的挣扎”，也就是罪人试图通过自己在学问和道德方面的修养来达到内圣外王之境，最终的结局必然充满各种无奈和凄惨。雅和博经学以圣经启示为本，以耶稣基督的救赎为中心，使得现代儒学从少数人自高自大的精英学问转化为人人都可信靠、实践的生命之道，这就是雅和博经学对儒学的更新与成全。